淄博市水土保持若干规定
山东省淄博市人大常委会
淄博市水土保持若干规定
淄博市人大常委会
（1995年9月19日山东省淄博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1995年10月12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1995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从事自然资源开发、生产建设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水土保持工作实行预防为主，全面规划，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加强管理，注重效益的方针。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专业执法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制度。
第四条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
（二）保护、管理水土保持设施；
（三）审批并监督实施水土保持方案；
（四）对从事生产建设、资源开发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监督检查；
（五）调解水土流失防治纠纷；
（六）收缴和管理水土流失防治费、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七）实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和预报；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水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水土保持的日常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
乡（镇）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日常工作由乡（镇）水利（水保和水产）站负责。
第五条 计划、土地、矿产、林业、农业、环保、城建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协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对在防治水土流失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其具体范围由区（县）人政府划定，树立明显标志并公告。
第八条 开垦禁止开垦坡度以下、五度以上荒坡地，必须提出申请并附防治水土流失措施，报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第九条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分为重点预防保护区、重点监督区和重点治理区。
下列区域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
（一）太河水库上游特级水源保护区；
（二）鲁山预防保护区；
（三）原山预防保护区；
（四）萌山水库上游预防保护区。
下列区域为水土流失重点监督区：
（一）孝妇河流域工矿监督区；
（二）淄河流域工矿监督区；
（三）沂河流域工矿监督区。
下列区域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一）孝妇河中上游治理区；
（二）沂源田庄水库上游治理区；
（三）螳螂河流域治理区；
（四）白马河流域治理区。
重点防治区的具体范围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划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告。
在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域内禁止放牧牛羊。
第十条 在水土流失区域内修建铁路、公路、水工程，开办矿山、电力、建材和其他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必须有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
开办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人采矿的，必须有区（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方可申请办理有关采矿批准手续。
第十一条 在林区采伐林木的，采伐方案中必须有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措施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实施。
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提交《水土保持设施竣工报告》，经区（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核发《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证》后，方可投产使用。
第十三条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保护。
水土保持设施及保护范围包括：
（一）梯田、地堰（埂）、截流沟、排水沟、沟头防护、蓄水池、水窖、跌水等构筑物；
（二）淤地坝、拦渣坝、尾矿坝、塘坝、谷坊、水平阶、鱼鳞坑、护堤、河滩造地、水土保持专用道路、排洪桥涵、围山渠等工程及安全保护范围；
（三）水土保持林、植被及苗圃、果园、植被埂等植物设施；
（四）水土保持监测网点和科研试验、示范的场地设施及安全防护范围；
（五）其他水土保持设施。
第十四条 市、区（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水土保持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安排专项资金，组织实施。
水土保持专项资金的主要来源：
（一）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费的10％至20％；
（二）水资源费的3％至5％；
（三）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农业发展基金按规定用于水土保持的部分；
（四）省、市、区（县）、乡（镇）财政用于水土保持的其他专项经费；
（五）依法收取的水土流失防治费、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六）其他用于水土保持的经费。
水土保持专项资金要专款专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挪用，并接受同级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五条 因生产和建设造成水土流失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治理。因技术等原因无力自行治理的，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的预算交纳水土流失防治费，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治理。
第十六条 对从事流动性、季节性、临时性自然资源开发和生产建设活动造成地貌破坏或者水土流失的单位和个人，按省有关规定交纳水土流失防治费。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或者侵占水土保持设施、试验场地、林草植被以及其他治理成果。因生产和建设活动确需损坏或者占用的，必须由土地管理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省有关规定交纳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第十八条 凡应当交纳水土流失防治费和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的单位和个人，在接到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交款通知后，必须在十五日内办理完交款手续。逾期不办的，每逾期一日加收应交款额5‰的滞纳金。
第十九条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人员，有权对本辖区内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区（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水土保持监督检查证件。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如实报告情况，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二十条 违反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本规定，造成水土流失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当事人送达《责令停止水土保持违法行为通知书》。
当事人在接到《责令停止水土保持违法行为通知书》后，应当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第二十一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发出《责令停止水土保持违法行为通知书》七日内，必须提出处理意见。
需要立案查处的，按以下程序处理：
（一）立案并填写《水土保持违法案件立案呈批表》；
（二）调查取证，应当由两名以上水土保持监督检查人员参加；
（三）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作出《水土保持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四）行政处罚执行完毕，填写结案报告书。
第二十二条 水土保持违法案件，应当从立案之日起30日内结案。因特殊情况不能结案的，一次性延长办案期限最多不超过10日。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罚款：
（一）非法开垦陡坡地的，按每平方米1元至2元罚款；
（二）擅自开垦荒坡地的，按每平方米0．5元至1元罚款；
（三）在林区采伐林木，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按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每平方米2元至5元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水土保持设施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而强行投入使用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采取补救措施；并由其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人民政府对建设项目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水土流失既不自行治理、又不交纳防治费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或者补交防治费，经同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视情节和水土破坏程度，责令停业治理，并处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
款。
第二十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执行罚款和收取水土流失防治费、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时，必须使用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罚款上交同级财政。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水行政主管部门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拒绝、阻碍水土保持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1995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5年10月12日
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
——以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为视角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角色，在强制医疗诉讼中也不例外。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在被害人诉讼权利中，其程序参与权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权利，而在我国刚刚起步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并没有很完备地体现在立法中，这对于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平等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实现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对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中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必须保障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参与权。
刑事诉讼程序参与权是指案件双方利害关系人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参与到整个诉讼过程中，并能有效影响裁判结果的权利。新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强制医疗程序，从程序上规范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对于保障公众安全，及时妥善医治精神病人将发挥重大作用。它体现了法律对于社会安全和精神病人健康及其他合法利益的双重关怀，能够有效避免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也有利于精神病人的精神康复。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但是，对于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特别是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未明确规定，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这也是今后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应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法理依据
正义是制度合法性的基石。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1]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体现了均衡正义的思想，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应与被告人一样享有同等地位，“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丝毫不意味着将与企图伤害犯罪人并剥夺其宪法性权利的压制性的刑事政策发生必然的联系。”[2]维护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兼顾，以实现均衡正义。迈克•D•贝勒斯确定了程序公正的七项原则，其中之一即为参与原则，意指“当事人应能富有影响地参与法院解决争执的活动”。[3]因此，程序运作上的参与性意味着要将与强制医疗裁决结果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纳入到决定的做出过程中，让各方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随着国际社会对犯罪现象认识深化和国际人权保障运动的发展，犯罪被害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其诉讼权利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日益成为国际共识。[4]
二、保障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必要性
刑事强制医疗诉讼作为刑事诉讼的一种特别程序，其被害人具有双重地位，一般意义上的刑事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契合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除此之外，还有其作为特别刑事程序应对其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是被害人权利中一项最重要的权利，犹如基石之于高楼大厦。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从人权保护的角度来看，人权是作为人必须拥有的权利，刑事诉讼所涉及到的每个人自然也都应该得到基本人权的保障，并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人权既及于犯罪人，也应平等地及于被害人。”[5]
（一）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维护本国宪法尊严的需要
世界各国的宪法中都规定有关于本国公民权利义务的篇章。2004 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更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确立了人权保护的最高法律依据。宪法是母法，是每个公民的行为准则，任何人不准违反。刑事被害人作为国家公民，其合法权益自然要求国家法律加以保障。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实现对涉及自己利益的程序参与权的有效保护，必然会导致宪法中有关公民权利的那部分规定形如白纸，宪法在公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尊严会降低甚至丧失。同时，国家在国民心中应有的权威也会受到一定程度损伤。刑法、刑事诉讼法是一国宪法的具体体现，国家应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在加大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防范意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已发生的侵害行为中被害人可以有效地参与到维护其利益的诉讼中，确保对被害人利益的最大恢复。因此，对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的保护，就是维护了宪法的尊严，也就是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法律的尊严。
（二）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保障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公正的需要
刑事强制医疗诉讼公正，是指在该诉讼由始至终运作的全过程中，现实被害人与被申请人在维护各自合法权益方面，都有充分的参与程序的权利，确保无辜者不受刑事追诉，有罪者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现实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的损害得到应有的赔偿。一个国家重视对双方利害关系人平等参与程序的权利的保护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体现。若国家只注重对被追诉方单方程序参与的保护而轻视甚至漠视对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利的保护，必定会使已受到非法侵害的被害人心存不满，而且很可能会放纵了犯罪分子，使其逃脱应有的制裁，还会给被害人带来二次伤害。这样，强制医疗程序显然无法实现应有的公正。
“程序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法制体系中最生动活泼的领域。可以说，程序的本质特点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6]由此可见，诉讼程序中参与的重要性。在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刑事裁判的形成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确保程序主体，特别是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参加诉讼全过程，对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实现实体正义的需要
人们常将正义分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所谓实体正义就是从目的和结果意义上对权利义务分配原则作的合乎正义标准的规定。法治的实体正义往往体现为人们对美好的法治生活、政治理想与社会目标的追求。但是要使这种规定得以形成并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过程和方式，即一定的程序。而程序正义主要关注于为实现实体正义所采用的方法和程序是否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以及这些方法自身是否符合一定的正义标准。[7]程序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结果和状态而事先进行的一定时间的活动，有人称法的程序正义为“看得见的正义”，这来自于一句著名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正当强制医疗程序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让双方利害关系人都富有意义地参与到刑事裁判的形成过程中，这样的正当程序才能有效地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强制医疗制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一种特别的诉讼程序，不同于普通的诉讼程序，它的特点在于采用这一程序的目的不是解决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是决定是否对特定的被申请人强制医疗。由于此类案件审理的对象患精神病或者或者精神障碍，受其病理性干扰，不能像正常人有效地参与诉讼，因此，法律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基于此，如果被害人再不参与诉讼，等于是双方利害关系人都没参与到法院裁判的形成过程中，这对查明案件事实，作出公正裁判是完全无益的。而且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参与程序，可以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限制恣意的发生，从而确保裁判结果的正义性。[8]
（四）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保证鉴定结论公正性的要求
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犯罪的精神病人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是正确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当然，认定精神疾病患者在实施危害行为时有无责任能力并决定其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属于司法机关的职权，但是由于司法人员缺少司法精神病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鉴定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即处于核心地位。Koch法官曾毫不避讳地说：“事实上裁判几乎是从法官的重心转移到医生的范围，此乃必须接受的事实。”[9]鉴于鉴定结论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的核心地位，鉴定实施程序更是强制医疗程序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样要遵循程序参与原则。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作为利害关系人，理应在对精神病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过程中到场，并能够及时在鉴定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和主张并对他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反驳或者抗辩。这样一方面将鉴定过程置于当事人监督之下，增加鉴定过程的透明度，保障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另一方面，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充分参与鉴定过程，有利于增加他们对鉴定人和鉴定结论的信任度，避免重新鉴定，提高鉴定的效率和诉讼的效率。
三、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立法现状
（一）审判程序中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立法缺失
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未对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作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七条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三十六条规定了“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该规定赋予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复议，但该解释第五百三十条关于开庭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程序中并未赋予被害人像普通刑事案件一样参与庭审并享有参加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权利，这会影响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权益的实现。其未参与庭审，不利于其复议申请权的正确行使。因为在涉及被害人权益的审判程序中，应当从实际上保障其具有参与该程序并发表意见的权利。无救济即无权利，“程序上的可救济性则是要赋予有关当事人程序上的救济权，即对于法院的裁决必须赋予当事人救济的权利。”[10]反过来，被害人的救济权行使是建立在其充分参与程序并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基础上，否则，救济权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鉴定程序中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立法缺失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了强制医疗适用条件，即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概括起来就三个条件：第一，行为人系精神病人；第二，实施暴力行为，且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第三，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其中有两个条件涉及到司法鉴定，这也是法院审理时审查的主要对象。由此可见，司法鉴定在强制医疗诉讼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正确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司法鉴定在强制医疗诉讼中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决定被害人享有充分的程序参与权。我国目前关于司法鉴定的法律、法规还比较缺乏，尤其关于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方面的更为稀少，2007年10月1日由司法部发布开始实施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涉及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特殊规定仅“对被鉴定人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应当通知委托人或者被鉴定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到场”（第24条）。但对于被害人是否可以参与鉴定程序却无任何规定。由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将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权利赋予公、检、法三机关，而非当事人；而且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将鉴定人出庭作证作为确定鉴定结论法律效力的必要前提，以致鉴定人通常不出庭，仅出具鉴定结论即可，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根本无法对鉴定人进行发问，了解鉴定结论作出的过程和依据。在鉴定程序中，被害人的参与程度以及对鉴定结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法律在这方面规定的缺失严重影响强制医疗的正确适用。
四、加强保护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之建议
强制医疗程序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增加的一种刑事特别程序，在理论和实践上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权利保障上，法律倾向于肇事的精神病患者，从人权的角度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建构正当的强制医疗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也决不能忽视。
（一）赋予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