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道路的本源与规律
作者 张启明（渤海大学文理学院）
内容摘要：在“法治道路”这样一个很大的字眼下面，本文运用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比较，理论与实际的多维连接，主次矛盾的辨证关系与联系发展等方式和角度，讨论了以下几个具体的问题:即东方的法与西方的法在起源和性质上的区别；中国社会的变革规律；法在中国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法治道路的具体展现；怎样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文章站在一种本源的角度上，创造性的引入了中国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与西方的“物界”式发展道路的概念，进而归纳出了各自的法治道路：即西方的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东方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又通过深刻的剖析，将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及法治道路的变换轨迹划分为七大阶段来进行深入的展示，其中的第六阶段与第七阶段是预见性的提出来的。文章最终把落脚点定位于当今中国所处的法治阶段，并阐明了现阶段中国法治道路的具体推进方式。
关键词: 人界式发展道路 物界式发展道路 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 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
序 言
有关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问题，当前的法学家们(主要是法理学家)大致正在做两件事：一件是编制法治蓝图，比如，说明什么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特征、价值和方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价值研究的方向；另一件是剖析法治现实，分析从人治到法治转型过程中的现状、路径与未来可能出现的实际走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实证研究的方向。也有许多人把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来做，把法治目标问题与法治现状的分析结合起来思考。应该说，无论哪一种方式，其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或许在更多的现实的中国人看来，法学家们在这里谈的“法”无论从效力上还是从认同的程度上又都倍显乏力。于是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尝试一下从社会发展道路的本质规律的角度引出法治道路的本源，并在理论上介定出它不同类别与阶段的特殊性，进而从一种更宏观更深刻的角度来把握中国式的法治道路的位置与走向，或许这样的方式和理论更适宜并有助于当前国人的法治观念和信念的改善与增强。
毕竟，中国距离真正的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要走。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法治道路、为什么要走这样的道路以及它目前处于怎样的进程中，又具体应怎样完成等问题就是本文所要重点阐述的。
一 法的缘起
法，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的结晶，一种文明的标志。在人类漫长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它在东西方不同的土壤里分别孕育成型，并且分别以不同的特性昭之于世，相映生辉。
（一）西方法系的发展脉络
那么东方的法与西方的法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异同？下面首先来看一下西方法学的历史：西方法学起始于古希腊，当时，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法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和人们认识和感受的对象；同时，古希腊的哲学非常发达，发达的哲学开发了自由民认识和评价社会现象的能力，促进了政治学,文学,美学与伦理学等专门知识体系的形成。在丰富多采的政治学,伦理学,文学与美学作品中涉及到了一系列的法理学问题，诸如：法与权力理性的关系，法与人神自然的关系，法与利益正义，人治和法治，守法的道德基础和政治基础等等。从西方法学家的角度，这些问题是法学的症结，永恒的主题。这些法学史上最初提出的问题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论述，对西方法学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这一“源起”时期的发展感受到西方人对世界及人类自身的感悟和理解更侧重于其认识对象的各种具体性质的把握（例如，他们的习惯法更侧重于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各种具体学科的成型和发展也代表了他们的认知深度和角度），这样的发展方式易于各种理论和势力的均衡发展，同时各种认识体系的发展成型也直接为西方法系的产生奠定了理论的根基；但是，这样的发展方式也透露着缺乏引领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的阻力，由此也为一种高于其上的为了维系这些不同体系的平衡和发展的“权威”（即西方真正意义上得法系）的成型奠定了基本的动力根源。
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古代西方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顶峰。在罗马帝国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简单的商品经济和复杂的财产关系。法律调节机制和法律秩序越来越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也越来越复杂。法律事务需要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来处理。后来，由于奥古斯都大帝建立了法学家官方解答权制度，法学家的声誉大震，法学不仅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成为罗马法的渊源之一。这一时期是西方法系初成的阶段，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法律从制度到学科的成型，其明显的维护社会秩序与创造社会财富的功能也使得其与封建皇权建立了相当程度的联接，由此帝王权威的认可也从侧面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法系权威的成型和发展。
中世纪是西方社会最黑暗的时期。基督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上帝的世界观，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学法学都合并到了神学之中，使之成为神学中的科目。一直独立的法学消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学思想的消失。事实上，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述中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阿奎那通过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法律思想吸收于神学之中，保存和发展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思想。到中世纪后期，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注释法学派脱影而出，对法学的保留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发展大致呈现了两方面特征：一，上帝世界观的高峰突现，明显的展示了这一阶段是西方的封建时期，上帝依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标志。二，即使在这个“上帝一统”的时期，西方社会法系以及各学科的发展也依然没有间断或真正意义上的转型，这既说明了上帝权威的局限性也更明显的体现着西方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其具体的内涵下文将详细阐述）。
自十三，十四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西方法学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和变革。一批出身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把君主或人性看作国家和法律的基础（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里的君主虽然有着封建王权，但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孕育的思想体系看，其更突出的特点是侧重于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必要工具，即便是他的特权也不仅源于法律而且要在相当的程度与范畴上受制于法律），使法律和法学从天国回到了人间。这个时期法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文主义法学派的产生。他与注释法学派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出现和法律统一化创造了思想理论和技术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他们成为把古代法学和近代法学连接的纽带。
而后，于十七世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在革命中普及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时代要求既需要法学也解放了法学。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更是需要法学。并且出现了与中世纪神学世界观分庭抗礼的以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反对神权主张人性，反对专制主张自由。也最终奠定了以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主义等资本主义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1〕。
从以上的脉络，我们不难看出在西方社会的演变进程中，法的发展由点及面，由小到大，由简至繁，几乎贯穿始终，其巨大作用显而易见。
（二）中国法系的发展脉络
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历程：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法律文化遗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学研究就很兴盛，并有专门的法学著作问世。其后历代都有丰富的法律思想。但是，直到二十世纪，法学始终被包围在封建主义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中，独立的法系无从谈起。从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角度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夏商西周时期出现的以天命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法律思想。具体呈现为以德配天，名德慎刑的思想和政策。而后，春秋战国的几百年是中国法学兴起和大发展的时期。当时各种学说百花齐放，儒，法，墨，道四家都对法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法家的贡献尤为突出。儒家：从人性善的哲学出发，强调圣人，贤人，圣君，贤相个人的统治力量，重视道德礼教的作用，主张礼主刑辅，综合为治，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哲学论证。墨家：以天意乃法为根源的法律观出发，主张以天为法，循法而进；他们还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信念，主张在经济上重视生产，节约，利民，在刑罚上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从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出发，反对制定一切礼法制度，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无为而治甚至断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与希腊圣哲柏拉图的政治法律主张不谋而合。这也是中国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先河。法家：其代表人物大都是政治活动家。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总结了历史上的和现实的治国经验，把法治推崇为立国和治国之本，明确提出援法而治与依法治国等主张，并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实现法治的政治改革和变法。在主张和实行法治的过程中，法家的代表人物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新思想，法家学说曾经成为显学。法家的思想和主张对中国封建法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其推动作用不亚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取代封建法律制度的划时代的作用。
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古代法学非常昌盛。但是，这种局面随着秦朝中央集权的专治主义的出现而终止。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学在所有思想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同一时期，出现了根据儒学原则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释的刑名律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律学成为正统的法学，是法学的代表。而以儒家法律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也垄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学领域。法学亦成为儒学伦理学的附属〔2〕。
以上的西周时期是典型的中国社会“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时期，而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第一次的根本性大变革时期，更是“天人合一”思想在理论上的初始成型期，它孕育着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的理论与思想的底蕴和力量（这里我们应注意一个现象，这个“中间”阶段的变革的决定作用力是生产力的进步，这在中国发展进程中是唯一的一次，具体原因在下一章节中将详细阐述）。具体原因是，生产力的进步使得更宽泛的人群（主要是后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得到了张显各式欲望的动力，展阔了人们思想的外延和边界。这一时期的儒家，道家，墨家等派系的学说，承袭了上古（主要体现在凝结于西周时期的文化）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框架，直接阐释了中国人如何将天道的规律赋予人类和种族，从系统的理论上展现了中国日后的发展脉络，这并不难理解。但是，在这一期间更值的注意的是法家思想的特殊成因和作用。有一点我们应该明确，法家人物所阐述的“援法而治”“依法治国”等主张，更侧重于的是“制度”而不是“思想”，是“工具”而不是“权威”，换句话说，其更大的功用在于“变革和遏制”而非“平衡与持久”。因此，在中国社会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论还未成熟，在政治领域的地位还未确立的时候，它起到了帮助新兴力量破除天下纷争，确立统治地位的作用。但是，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灵魂相比，它的理论的外延就要小的多，其长久引领社会前行的动力亦倍显缺乏。因而，当中国独有的“容百家”的儒家统治思想和哲学在整个社会确立和巩固后，法家学说的功用便更明显的体现在了制度体系和维护统治的工具上了。即“大道一统”，“忠义仁礼”的治世思想需要法制的维护和贯彻，而法制的“生存”与发展亦要以“天人合一”的宏大理论为底蕴，在这个交相作用的运转下，中国独具特色得法系便缘起，成熟，并呈现开来。
（三）东西方法系的本性的异同
抛开近代的革命阶段而单论及之前的变革历程，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发展虽经历着改朝换代的巨变，但法所呈现的内涵及外在的展现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同时我们应注意到，西方社会进程中的最高统御力量是“上帝”，但是从整体来看，上帝似乎并未深入到人们具体的世界观之中，相反古希腊的圣哲们对各领域的颇具平民性质（缺乏政治色彩）的思想与论述却对社会的发展，法系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而中国的最高统御力量是皇帝，尽管皇帝以上还有“天”的存在，但是在百姓心中，似乎皇帝与天是一体的，统御力量的重心在皇帝。东西方这两种神本位思想与人本位思想的根本差别，体现了各自人种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探求方式，追逐生存与理想的方式的差别，也是两种法系从概念，内涵，效力，以及发展路径的不同的最本质的原因所在。在西方，法所扮演的“角色”处于不断的充实之中，并且始终起到了改变人的世界观，推动社会进程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上帝仅是一个符号，是一个人们填充对自然探求欲望的寄托，是人们要控制自然的欲望的体现。而他们真正发展的重心在于“物界”（这是我很牵强的给出的概念，旨在表现一种侧重于人以外的大自然为主体，以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对自然界不断深入了解和掌握为重心，从而带动人自身及人类社会前进的一个概念），在不断的实践与认识的循环中，也不断的对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与世界观进行着变革与洗礼。当这种认知达到了足以否定上帝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时，上帝便实实在在成为了一个将根本自然规律与人的特有的精神文化交融为一体的标志。与此同时，“物界”的重心也随之占据了人们世界观的本位。由此，一种为这种“物界”的认知，利用，享有等等为目的的规则便随之成为一个系统而呈现开来，这便是西方意义上的“法”。对它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形象的给出一个名词--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尤指规则规范在社会运作过程中，对人及人类社会左右程度的核心地位）。
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道路：这条路与西方的法系发展道路恰恰相反。人们探求之路的重心在于“人界”（即一个与前边提到的物界相反的概念，它侧重于从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协作，能力等方面入手；并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着重于从人的引导驾御为中心进而达到一种与自然的协调的境地）。华夏子孙把统御自然的力量重心放在了人的自身上。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大道的一统”，“天人的合一”。这种改造力量集中的体现在了“天”的儿子--皇帝的身上。于是，一种为了保持这种“人界”道路的存在与发展的规则便脱颖而出，这就是中国意义上的“法”。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法要以天道德义为核心，以忠义仁礼为指导思想，以刑律为主要内容，就是因为这里拥有着无处不在的“人界”规律；而少有工商牧渔等以私法关系为主体的内容，就是因为这里更多的是侧重于“物界”道路的规范。正是由于驾御人的本性所在，使得中国的带有西方意义的法律规范少之又少，而且效力低下，并且带有强烈的辅助性工具色彩。如果从相对于西方法的角度而言，我们对此也可以形象的给出一个名词--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至于这种法治道路在中国社会进程的各个阶段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体现了怎样的发展规律，我将在下两章节中重点论述。
二 中国社会的变革规律及法的作用
上一章我们从本源的角度引出了中华法系，进而概括出了中国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的成因。但是，这样的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的孕育又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纵观中华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及几乎不变的生产方式占据着统治地位，也占据着中华民族的史页中最重的一笔。由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发展，而是原地转圈，中国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1]。对此观点，我一直以来都表示强烈的否定，下面我从几个角度来阐释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及法位于其中的角色。
（一）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的成因的理论根源
首先，孔孟老庄精辟的人文哲学；政治家兵家独到的文韬武略，忠义仁礼的治人思想；诗词歌赋的人文文化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独具的精神财富所凝聚的巨大力量无疑是一道占据着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宏伟靓丽的风景线。这些成果尽管是处于封建社会，但是其所阐释和追求的“大道无极”，“天人合一”，“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等等崇高的思想文化的结晶早已超越了西方意义上的封建枷锁，而是一种永恒的真谛，它体现着一种不同的社会演进方式（即人界式道路），尽管不易被察觉，但是它确确实实存在着。
为了更好的阐述中国特有的法治道路的运作规律的存在，下面我需要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探求一下它存在的理论根源：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终级目标是人自身极大的安排事物的能力直至与自然的“合一”。然而，是侧重从“物界”入手还是侧重从“人界”入手，便分成了两种追寻大道的方式。从物界入手，社会的发展似乎要“平稳”的多，“理性”的多。但是起初人文的力量的有效合一与凝聚相对会比较弱一些，其统御人群，发挥集体协作的的力量也小的多。因而，在起步阶段要逊于“人界”式道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他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制约而独自发展，但是我要说明的是：这种制约就人或人类社会本身而言具有巨大的“弹性”。因为，人同万物相比具有独到的特殊性，人是万物之灵，大自然从诞生人的那天起，就将自身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凝结在了人的身上，与自然（包括人类社会自身各主体之间）的相辅相成，协调循环是易于感悟而又最难感悟的。当意识介入到了这种最高层次的框架边缘时，便会对“小利，小欲”漠然处之（更具阶段性，具体性的表现如中国古代的名句“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所描绘的境地，这与生产方式的先进与否，及物欲享受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直接作用关系），在构造人自身及人类集团与外界的协调一统的过程中，不断的触及着人类发展的最根本的宗旨。因此，不是处于封建社会，就具局限性。那要首先看是“物界”式道路的封建社会还是“人界”式道路的封建社会。就“人界”式道路而言，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历史的局限性，而不是囚禁于某种社会某种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因而，由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决定的中国法治的发展道路亦具有这种强烈的“人界”色彩。
苏州市助学贷款管理办法（试行）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批转苏州市助学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府〔2002〕32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公司)，各直属单位：
按照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的工作要求，根据全国、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资助我市高等学校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加快人才培养，经研究，现将中国人民银行苏州市中心支行、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制定的《苏州市助学贷款管理办法(试行)》批转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二年四月二日
苏州市助学贷款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我市高等学校经济困难学生助学贷款（以下简称助学贷款）工作，扶困助学，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加快人才培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助学贷款管理补充意见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助学贷款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国税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发展的通知》、《关于切实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关于江苏省助学贷款管理的补充规定》、《关于切实推进我省普通高等院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苏州市辖区内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贷款人）均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自主办理助学贷款。
第三条 教育、财政、国家税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别做好助学贷款管理、安排财政贴息、免征助学贷款利息收入营业税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国家助学贷款系指由各级财政贴息的贷款。贷款人发放的一般商业性助学贷款系指无各级财政贴息的助学贷款，具体操作可参照本办法的有关条款执行。
第五条 教育、财政、税务、经办银行（含农村信用社，下同）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合作，积极主动地做好我市助学贷款工作。助学贷款管理要简化，及时为广大贫困学生提供简便、快捷、优质的服务。
第二章 助学贷款管理
第六条 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高等院校系指经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的申请助学贷款的高等院校（以下简称申请贷款学校）。为保证我市助学贷款工作顺利开展，教育部门设立助学贷款日常办事机构并协调在苏高校的助学贷款管理工作。各学校必须指定专门机构管理本校的助学贷款工作并积极配合银行开展助学贷款。申请贷款学校与经办银行签定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另发）。要落实“四定”(定学校、定范围、定额度、定银行)、“三考核”(按月考核经办银行国家助贷款的申请人数和申请金额、考核已审批贷款人数和贷款合同金额、考核实际发放贷款人数和发放金额)措施，切实做好我市助学贷款工作。
第七条 助学贷款计划一般实行每学年申请和审批下达。由学生作为借款人的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学校于每新学年开始后30个工作日内，将学校助学贷款申请计划报送教育部门。教育部门根据各级财政年度贴息资金，按照各学校情况分配助学贷款额度并及时下达给各学校，同时抄送有关经办银行。由苏州籍（户口在本市，下同）贫困学生的直系亲属、法定监护人（户口均在本市，下同）作为借款人的可向户籍所在地（系指城区、园区、新区、吴中区、相城区和五县市）教育部门提出申请，各地教育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测算确定年度市级贴息资金和贷款额度，经当地教育部门审核同意后向所在地银行有关部门申请，学校应协助做好此类助学贷款工作的开展。
第八条 教育部门、学校要按有关文件要求建立贫困学生的详细档案，包括贫困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思想品德、学习成绩等情况，并定期向经办银行提供。学校负责对借款人资格的初审，对初审合格的应向经办银行出具合理证明并编制《苏州市助学贷款申请名册》与借款人申请材料一并交经办银行；按照经办银行要求积极配合助学贷款的操作和管理，学生在校期间发生转学、休学、退学、出国、被开除、伤亡等情况有义务及时告知经办银行。
第九条 为解决经办银行与借款人联系的困难，各经办银行办理助学贷款时，除学校老师和同学可作为见证人之外，还可由家长作为贷款见证人。
第三章 助学贷款对象和条件
第十条 助学贷款的对象系指在苏普通高等院校的贫困学生，限于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生）、研究生和第二学位学生并含苏州市内的民办高校、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用国家普通高校计划招生的本专科学生或苏州籍贫困学生的直系亲属、法定监护人（简称借款人）。
第十一条 申请助学贷款的条件
（一）学生申请助学贷款应具备的条件：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持有本人入学通知书或学生证、有效居民身份证；
2.遵纪守法，诚实守信且无违法乱纪行为；
3.在校学习期间所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完成所需的学费、住宿费及生活费；
4.符合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学生的直系亲属、法定监护人申请助学贷款应具备的条件：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有学生直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的有效证明，苏州市常住户口，固定住所及详细地址；
3.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4.经济收入来源及家庭经济状况的证明；
5.能提供有效担保或符合信用放款规定的；
6.学生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
7.符合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四章 助学贷款的金额、期限、利率及用途
第十二条 助学贷款的范围仅限于上述贫困学生在读期间所在学校的学费、住宿费及生活费，贷款最高限额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具体由学校负责提供其标准并由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情况负责最后确定每个借款人的实际贷款金额。
第十三条 助学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学生在校年限的2倍，学生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及第二学士学位的，在读期间贷款期限应延长，贷款本息应在研究生及第二学士学位毕业后4年内偿还。助学贷款是否展期按本办法第八章第二十三条执行。
第十四条 助学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限贷款利率执行，不上浮。
第五章 助学贷款的申请
第十五条 助学贷款一般实行每学年申请，经办银行每学年集中审批的管理办法。经贷款人与借款人协商并经贷款人同意，助学贷款可实行“一次申请，一次授信，分期发放”的管理方式。
第十六条 助学贷款的申请。
在苏高校贫困学生作为借款人的应在新学年开学后30日内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助学贷款的申请书由贷款人委托学校发放。
苏州籍贫困学生的直系亲属、法定监护人作为借款人的必须在新学年开学后10个工作日内向户口所在地教育部门提出申请。由于该类助学贷款操作复杂，经市政府同意，选择有关银行办理。助学贷款的申请书由借款人向经办银行申领。
借款人应在上述时限内办理申请助学贷款，如有特殊情况者，可即时申请。
第六章 助学贷款的审批和发放
第十七条 教育部门、学校受理借款人的申请后按本办法第八条之规定进行初审。
第十八条 贷款人在收到教育部门或学校报送的借款人申请材料后，于20个工作日内将审查同意发放贷款编制名册交教育部门或学校，并会同教育部门或学校统一组织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和办理有关手续。经贷款人审核无误，填写放款通知书，并分别通知教育部门和学校，省属高校汇总后报省教育厅，由省财政厅安排贴息资金，其他高校汇总后报市教育局，市教育局汇总后报市财政局安排贴息资金。
第十九条 经贷款人批准发放助学贷款后，借款人应在经办银行开立活期储蓄存款账户，根据“一次申请，一次授信，分期发放”的原则，学费贷款和住宿费贷款由贷款人按学年直接划入学生所在学校指定的账户，生活费贷款由贷款人定期划入借款人的储蓄账户（或储蓄卡）。要防止出现学生分别在户籍和学校所在地享受双重贷款贴息政策的情况发生。
第二十条 农村信用社办理省财政贴息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应按江苏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在农村信用社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办理，对本办法适用条款可参照执行。
第七章 助学贷款的变更
第二十一条 借款人在贷款金额确定后，中途要求中止贷款或提前还贷，可通过教育部门、学校向贷款人提出申请。如有特殊情况需要追加贷款金额的，可按本办法规定另行办理追加贷款及担保手续。
第二十二条 借款人在使用贷款期间，如违反贷款人的有关规定，贷款人有权停止发放贷款，并可要求借款人和担保人偿还全部贷款本息或依法处理抵押物和质押物。
第八章 助学贷款的偿还和计息
第二十三条 助学贷款实行灵活的还本付息方式，可提前还贷，或到期还贷，或分次偿还（按年、按季或按月），具体方式由贷款人和借款人按规定商定并载入合同。
如借款人为学生本人的，可根据学生本人的经济状况，可以在学习期间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金和利息，也可以在毕业后第一年开始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金和利息，具体方式由借款学生与贷款人协商确定。对其在校期间欠交的国家助学贷款利息不计复利。如确实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在贷款合同期内全部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息时，可向贷款人申请展期，经贷款人同意后可按规定展期。
如借款人为学生的直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的，贷款到期后不再办理展期。
第二十四条 借款人应在约定的还款日期前，将应还款的本息存入已开设的活期储蓄存款账户或信用卡内，贷款人于约定还款日主动从账户中扣收。
第二十五条 学生毕业后，学校需将学生的去向、变动情况、联系地址等函告贷款人，借款人也应按照借款合同的要求，主动、及时向贷款人书面告知。学生毕业后到异地工作的，其还款方式由贷款人和学生商定。
第二十六条 在借款期间，学生出国（境）留学或定居者，如学生本人是借款人的，必须在出国（境）前一次还清贷款本息，有关部门方可办理出国（境）手续。学生转学、休学、退学、出国、被开除或死亡的，教育部门、学校应协助贷款人清收该学生的助学贷款本息，然后方可办理相应手续。
第九章 助学贷款贴息
第二十七条 财政部门要按规定足额安排助学贷款贴息经费，及时办理拨付手续。财政部门对国家助学贷款在贷款期内贴息50%，剩余的50%利息由借款人负担。
第二十八条 教育部门统一管理贴息经费，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第二十九条 贷款人每月（季）向教育部门提供贴息清单，核对无误后，将贴息经费划入经办银行利息收入科目。
第三十条 教育部门应加强对贴息经费的管理，加强助学贷款的宣传，积极争取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捐款，增加助学贷款贴息经费的来源。
第十章 助学贷款的特别管理
第三十一条 教育部门、学校、贷款人应制定助学贷款借款人信息管理制度，妥善管理助学贷款的信息资料，并对贷款信息实行计算机管理。
第三十二条 教育部门、学校应妥善保管借款人的助学贷款申请书，证明材料等有关借款人信息资料，实行助学贷款的申请、发放、回收、贴息、变动等信息资料的计算机管理，配合贷款人建立借款人信誉档案。
第三十三条 为有效防范助学贷款风险，贷款人应以学校为单位，在学生就学的学校或公开报刊等信息媒体上公布助学贷款违约情况，对不讲信用的借款人姓名、身份证号及违约行为公开曝光。对不主动与见证人联系，提供工作单位和通讯方式，不守信用的学生，也要记录在案，将来纳入全国个人信用信息系统。
第三十四条 财政、税务和各贷款人要认真执行国家助学贷款呆坏帐核销和免征营业税的有关规定，由贷款人及时统计汇总国家助学贷款的有关信息，对其业务单立台账、单设科目、单独统计、单独核算和考核。对按照国家规定和操作规程发放和催收国家助学贷款后出现的确实难于收回的呆坏账，可按规定上报核销，不追究经办人员及其主管领导的责任。
第十一章 其他
第三十五条 其他未尽事宜按国务院、各有关部（行）、省政府、省有关厅（行）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文件执行。
第三十六条 国务院、各有关部（行）、省政府、省有关厅（行）对助学贷款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各经办银行可按照本办法制定操作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2年5月1日起试行。
中国人民银行苏州市中心支行
苏州市教育局
苏州市财政局
苏州市国家税务局
二○○二年三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