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
建设部
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
建市[2005]138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解放军总后营房部工程管理局：
建立和完善建筑市场信用体系是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治本举措，也是建筑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要求，按照“一个指导思想，二者同步推进，三方协调配合，实现四个统一”的基本思路，现就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对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诚信管理，建立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诚信监管保障体制，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为建筑市场监管提供有力的手段。
（二）总体目标：到2010年，基本构建起全国建筑市场诚信信息平台，实现信息互通、互用和互认；建筑市场责任主体（各类企业和执业人员）行为诚信标准更符合建筑市场监管的需要；相关法律法规得到完善，信用体系的建设和运行做到有法可依；建立起有力的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做到守法经营，依法活动；综合信用评价的市场化初步形成。
（三）基本原则：政府启动、市场运作、权威发布、信息共享。即，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按照守法经营、诚实守信、失信必惩、保障有力的原则，营造良好的建筑市场诚信环境，共同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
二、同步推进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守法诚信评价和社会中介信用机构开展的综合信用评价
（一）根据建筑市场监管的需要，目前要以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守法诚信评价为重点。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守法诚信评价是政府主导，以守法为基础，根据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记录，对市场主体进行诚信评价。具体标准由建设部制定，内容包括对市场主体违反各类行政法律规定强制义务的行政处罚记录以及其他不良失信行为记录。具体工作思路是：1.制定标准和评价方法。标准内容以建筑市场有关的法律责任为主要依据进行整理、分类，力求简明、科学，便于理解、记录和应用。对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可有所侧重，如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招投标弄虚作假、质量安全问题、违反法定基本建设程序等。2.进行采集和评价。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依托现有的建筑市场和工程现场业务监管服务体系，做好信息的采集、管理和发布工作，推进诚信信息平台的建设；全国地级以上城市要在建立和完善建筑市场监管综合信息系统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可向社会开放的建筑市场守法诚信信息平台；在建设部统一组织下，开展区域和城市试点，逐步实现全国联网，提供网络查询，披露诚信情况。
（二）要以政府对市场主体守法诚信评价为前提和基础，积极推进社会中介信用机构开展的综合信用评价。社会中介信用机构的综合评价是市场主导，以守法、守信（主要指经济信用，包括市场交易信用和合同履行信用）、守德（主要指道德、伦理信用）、综合实力（主要包括经营、资本、管理、技术等）为基础进行综合评价。具体评价指标由有关协会指导社会中介信用机构研究制定。具体工作思路是：1.由建设部指导有关协会根据综合实力和相关条件确定若干家社会中介信用机构，并制定从事建筑市场信用综合评价机构准入和清出的管理办法。2.社会中介机构在有关协会指导下，研究制定标准，建立评价体系，组织开展征信和信用评价，提供和发布信用信息。3.综合评价中有关建筑市场各方责任主体的优良和不良行为记录等信息要以建筑市场信用信息平台的记录为基础。
三、充分发挥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评价机构的作用，推动建筑市场信用体系的建设
（一）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工作：推动建筑市场信用体系的建立，包括制订建筑市场信用体系的总体框架、实施方案等；建立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通过加大管理资源整合和组织协调力度，建立和完善建筑市场和工程现场联动的业务监管体系，发挥有形建筑市场的资源优势，建立信用信息系统，并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组织制定建筑市场各方责任主体的信用标准；建立失信惩戒机制，依法对建筑市场失信行为进行惩处；对征信和被征信机构参与信用体系建设的行为，如信息采集、信息使用、信用评估等依法实施监管，建立准入和清出机制；推进与工商、金融、商务等有关部门信用信息资源的共享。
（二）行业协会的主要工作：参与信用体系的建设，协助政府部门研究制定信用标准，参与信用征信和评价，负责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建立行业内部监督和协调机制，建立以会员单位为基础的自律维权信息平台，加强对信用征信和评估机构的监督；开展建筑市场信用体系专题研究，指导有关信用征信和评价机构研究建筑市场各方责任主体的信用标准模型和评价方法，并适时修改完善；组织有关交流研讨和业务培训，开展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动态监管，努力提高建筑市场信用征信和评价工作的质量。
（三）信用征信和评价机构的主要工作：加强对建筑行业和建筑市场的研究，掌握建筑市场各方责任主体的经营管理运行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筑市场信用征信和评价的工作建议；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和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依法从事建筑市场信用信息咨询、征信和信用评价等业务；为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及其与全社会信用体系融合提供专业支持，参与构建市场化的信用征信和评价机制。
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要努力实现四个统一
根据建筑市场监管工作的形势和要求，推进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守法诚信评价是当前工作的重点。为此，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共同努力，使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实现四个统一。
1、统一的诚信信息平台
完善的诚信信息系统是诚信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建立建筑市场诚信体系的基础性工作，能够确保诚信信息搜集整理及时准确和实现共享。在现有诚信档案系统的基础上，首先要推动南北两大区域诚信信息平台的建设和试点工作；即以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三地为主构建一个统一的长三角地区诚信信息平台，以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青岛、沈阳、大连等地为主构建一个区域性城市间联合诚信信息平台；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其他一些基础条件较好的地级城市要在诚信信息平台的建设方面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动其他区域诚信信息平台的建设；待条件成熟时，研究逐步将区域间的诚信信息平台实现互联，以点带面、稳步推进，逐步实现全国联网，构建全国性的建筑市场诚信信息平台，并在建设部“中国工程建设信息网”上设立诚信信息交流、发布的窗口，逐步实现诚信信息的互通、互用和互认。为此，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协调和整合力度，要在建立和完善建筑市场监管综合信息系统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可向社会开放的建筑市场守法诚信信息平台；要求相关业务监管部门把对建筑市场主体违法违规行为的日常处罚决定和不良行为记录及时整理，并按照各自权限通过监管综合信息系统自行上网记录，形成基础性诚信信息，为诚信评价提供信息保障。诚信信息平台的建设要充分发挥现有建筑市场和工程现场业务监管体系的联动作用，并依托有形建筑市场在人员、技术、业务和硬件等方面资源优势，注重提高政府对建筑市场主体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创造诚信得彰、失信必惩的良好市场环境，推进建筑市场诚信建设。
2、统一的诚信评价标准
要根据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实际需要，制定发布建筑市场责任主体行为诚信标准。针对当前建筑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依据国家有关建筑市场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本着先易后难、简便易行、科学实用的原则，制定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的诚信标准。重点评价在建筑市场内从事建筑活动的企业和执业资格人员的诚信行为。要结合日常建设行政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需要，对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在执行法定建设程序、招投标交易、合同签订履行、业主工程款支付、农民工工资支付、质量安全管理等方面，提出应达到的最基本诚信要求。对建筑市场的执业资格人员（注册建造师等各类注册人员），也要开展诚信行为的评价。诚信标准发布后，各省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对诚信标准进行细化，并制定相应的诚信管理办法和失信惩戒办法等。为确保诚信标准的推广和尽快实施，保证实施过程中的公正、公平，同时根据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行业协会或其他相关机构在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可以开展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诚信等级的评定工作，并将相关信息在建筑市场诚信信息平台上向全社会发布。
3、统一的诚信法规体系
建立建筑市场诚信体系要有法律保障，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诚信法律法规，制定与建筑市场诚信体系相配套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使诚信体系的建设和运行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具体内容包括对诚信信息的采集、整理、应用和发布，对诚信状况的评价，对征信机构的管理，特别是运用失信惩戒机制对存在失信行为的主体进行适当的惩罚等。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研究力度，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和完善诚信法规体系的建议和措施，加快建筑市场诚信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对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
4、统一的诚信奖惩机制
诚信奖惩机制是诚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守信者进行保护，对失信者进行惩罚，发挥社会监督和约束的制度保障。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将诚信建设与招标投标、资质监管、市场稽查、评优评奖等相结合，逐步建立诚信奖惩机制。对于一般失信行为，要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诚信法制教育，促使其知法、懂法、守法；对有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和人员，要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行政、经济、法律和社会舆论等综合惩治措施，对其依法公布、曝光或予以行政处罚、经济制裁；行为特别恶劣的，要坚决追究失信者的法律责任，提高失信成本，使失信者得不偿失。诚信体系建设要注意调动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在招标投标、资质监管、市场稽查、评优评奖等建筑市场监管的各个环节，要研究出台对诚实守信的企业和人员给予鼓励的政策和措施，并加大正面宣传力度，使建筑市场形成诚实光荣和守信受益的良好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涉诉上访现象的法理分析
彭德才
一、民众涉诉上访法理基础及政法传统
涉诉信访，一般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电传、互联网络、来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法院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由人民法院处理的活动。信访事项一般包括：不服各级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和调解；检举、投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和违法乱纪行为；咨询有关政策、法律和问题，寻求相关帮助；对相关司法问题提供各种建议、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等等。
各级法院每年都要接待大量的公民的来信来访，据统计，1993年至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共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54万件次，2001全年共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15万件次，2003全年共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12万件次，2004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办理来信来访422万件次。长年来各级法院也始终把减少信访数量作为其奋斗的一个目标，这是法院的一项重要而繁杂的工作。早在1957年7月2日，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就在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讲：“这(接待信访申诉)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近半个世纪后，现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2004年的工作报告中又再次指出：“由于法律对申诉没有时间、次数、审级的限制，因此接待、处理不服各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的申诉，是我院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同时，对于上访民众来讲，上访也并非一件易事，并非一定就意味着能“得到一个说法”。但是涉诉上访却依然如火如荼，这有其深刻的原因。
（一）涉诉上访的宪法基础
现行宪法明文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此可见，信访权（包括涉诉信访权）是国家赋予人民的宪法性权利，信访是一种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的方式，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接待信访是它的义务。根据现行宪法，信访权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批评建议的权利，这是公民参与社会与国家管理的权利。一是控告、申诉、检举的权利。由此可知，我国的信访权具有双重的意义：首先，它是重要的公权利；另一面，信访权具有保障私权的性质，公民通过信访权的行使主张私权利的存在并寻求司法救济。
（二）涉诉信访制度体现了党的工作路线
涉诉信访是我党基本工作路线在司法领域内的体现，新中国政法文化在司法的具体实践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司法的群众路线，一是司法的实事求是原则。 首先就司法的群众路线而言，它的实质在于强调，任何司法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应当不拘泥形式，与群众直接接触。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对时任陕甘宁高等法院院长的谢觉哉讲，司法也应大家动手，不要只靠专问案子的推事、裁判员，还有一条规律：任何事都要请教群众。 走群众路线正是人民司法的传统之一。新中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讲：“人民司法工作，是依靠人民、便利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民司法工作者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群众路线是人民司法的一个基本问题。” 其次，就司法的实事求是原则而言，人民司法承认存在错案，要求“有错必纠。”1952年彭真在政法干部训练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发现冤案、错案就纠正。” 既然我们承认客观上有“错案”，那么在来信、来访中，当事人不服各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的申诉，是“法院发现错判案件的送上门来的材料”。 也正在此历史基础支撑下，信访被认为是人民司法的具体举措而取得合法的制度地位。
二、涉诉上访现象的原因考察
前述的法理基础及政法传统表明，民众上访不但有其合法性，而且有利于司法建设，这是涉诉上访得以被许可存在的前提条件。但是，涉诉信访洪峰现象的出现仍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与涉诉上访
现今，我国正在经历由单位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产生两个重要的社会后果：一是人们的关系类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单位社会里权力服从关系转向契约社会中人们平权的关系。因此也就产生了第二个变化：纠纷的大量涌现。在权力服从型的关系中，由于主要的关系是权力服从关系，这种关系中发生纠纷的概率相对低，纠纷即使产生，外化出来的也很少，走出单位的纠纷就更少。契约社会则不然，在契约型社会里，由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权利关系，双方发生纠纷的概率本身就很大，再加上双方是平等的权利主体这一现实使纠纷不容易解决；失去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基层社会的权力拥有者解决纠纷的能力随之下降，纠纷便大量由基层向上传递。 在这外化出来的纠纷中，相当一部分被诉至法院，法院解决纠纷的数量随之大大增多，涉诉上访的数量也就因此增多。
（二）公民传统观念、法律意识与涉诉上访
涉诉上访与我国民众的传统思想观念、法律意识也存在密切的联系。第一，朴素的刑罚报应观影响着涉诉上访。“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偿命”的观念至今仍影响我国的普通民众，在刑事涉诉上访案件中，尤其是死刑涉诉上访案件中，许多刑事被害人因为法院的判决与其内心期望的刑罚存在差距而走上上访的道路。
江西省上饶县的付某因为其女付某某在深圳打工时被杀，案犯祝某在深圳中院一审被判死刑，广东省高院二审时改判死缓，付某对此坚决不服，先后赴京上访13次。江西省铅山县的颜某因其妻子被杀，因法院未判处罪犯许某死刑及民事赔偿未执行到位而上访。
第二，清官情结影响着涉诉上访。我国古代虽然也有较为完备的法制，但却从来没有成为调整社会关系和治理国家的主导力量，主要是依人而治，靠当权者的贤能和权威来治理国家，法律则成为权力者的工具。普通民众则渴盼“青天”，把权利的申张和正义的实现寄托在贤明的领导人和好的干部身上，他们也许不大相信法律，却都相信清官。清官意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扎了几千年的根，直到现在也难以舍弃挥却，并在信访活动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如己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当事人希望通过信访来加重其胜诉的筹码。清官情结同时也坚定了上访者的意志。
四川威远县的朱某,为要回原属于自己的几间老屋,不服威远县法院判决,持续25年不断上访，她逢人便说:“我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相信法律的公正。
第三，不断增强却朦胧的法律意识影响着涉诉上访。我国公民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在不断增强，公民要求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不断增强，但是由于许多公民的朦胧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所限，不知应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便使得群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愿望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加之我国自古以来的就有“惧讼”和“仇讼”的思想，群众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纠纷，而不愿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矛盾纠纷。
（三）弱势司法与涉诉上访
涉法信访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弱势司法”。“弱势司法”与司法权威缺失及诉讼成本高昂存在密切关联。
现阶段，我国的司法权威观念在普通百姓心中远未确立，这是与我国法院制度设置的不完善，法院的地位不独立于行政机关，司法不公，我国的民族传统与精神没有法治传统等诸多因素是分不开的。首先，法院制度设置的不完善。其一，法院地方化。所谓法院的地方化，是指法院在机构设置、经费来源、法官产生等方面只属于地方，不属于中央的一种司法体制模式。其二，司法模式行政化。这表现为法院内部审判业务运作模式的行政化、审判委员会审批制、法官之间的等级制以及上下级法院关系行政化等方面。其次，司法不独立。司法权的行政化、司法权的地方化、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法院内部管理制度混乱等因素致使司法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难以实现真正的独立。复次，司法不公。司法公正是司法权威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源于裁判者本身的素质等原因，在立案、审理、裁决、执行阶段司法不公、枉法裁判的现象仍然十分常见，这种现象致使民众对司法产生不信任感。再次，传统的人治观念、畏法厌讼、惧法耻讼观念也影响着司法权威的确立。
高昂的诉讼成本也迫使许多民众走上上访的道路。下面的案例对此可作一个充分的说明：
一打工者甲因劳动争议选择了仲裁，首先支付仲裁费 380 元，律师费 1000元；然后对仲裁结果不服，遂向法院起诉，支付律师费 1500 元，诉讼费 600 元；之后，又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支付上诉费 60 元，律师费 3500 元。总计 7040 元（不计交通、住宿等其他费用），并耗时 16 个月才解决。这些花费对一般家庭来说应该是个不小的数目了，但是如果采取上访的途径，这些花费就根本不存在了，而且很可能处理得更快。另外，由于种种原因，现实中司法途径的公正性也很难得到保障，或者至少当事人心目中的“正义”很难实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经济效益上，还是从正义诉求上，都迫使当事者选择了上访之路。
（四）强势信访与涉诉上访
随着单位社会解体的加速，新的社会纠纷大量产生，由于上述公民清官情结、畏讼耻讼、诉讼成本高昂、司法权威缺位等原因，大量的矛盾被反映到了信访部门，这就形成了新的上访热。上访热导致至少以下两个结果：一为信访机构增多，包括法院在内的各级各类的机关内部都成立了信访机构；二为信访机构权利增强，信访机构由一个传达社会信息的渠道逐步变成了解决纠纷的正式机构。信访机构增多和信访机构权力增强导致民众信访越来越有实效。有实效的上访信息又刺激了民众上访的积极性，上访积极性的增加导致上访人数的增加，上访人数增加的压力促使信访机构提高效力，并促使社会对信访机构的投入以增加上访的产出。最近10年来，强化信访的努力在各地都存在，这一趋势使信访机构权力不断增加，信访与权力评价的关联度日益加深，信访量的多少成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这一努力的结果无疑是大大增加了信访的产出，信访产出的增加在两个方面刺激了社会的信访热情：一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信访途径快速、合法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利，这使许多受到侵害的良善公民走向信访；二是信访使一些人取得了非制度甚至是非法的利益，起码信访使一些人(不是全部)通过上访取得了在制度内无法获取的利益。 由此产生下面这个怪圈：
上访洪峰→影响社会和谐→预防和处理信访的能力成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投入信访机构的人力、物力增加、信访机构权力增强→民众上访成功几率加大→成功上访刺激更多民众的上访热情、上访继续增多→对上访的投入继续加大→上访更有实效→更多的上访→最终形成了无法解决的上访洪流。
三、应对涉法涉诉上访的对策
（一）树立司法权威
现在的司法本身存在问题，这是涉诉上访大增的原因，但是，不是主要的原因。涉诉上访频发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审判本身，而在于法院的生态环境不好。社会一方面赋予法院解决纠纷的功能，另一面又对它不信任，不赋予它以独立的地位，事实上也不赋予它的判决以最后、最终的性质。这从两个方面推动涉诉上访：一是当事人对法院判决公正性的怀疑，二是对法院的裁判心存改判的预期。如果法院的判决是最终的，还有谁到法院外去寻求救济？因此，必须赋予法院独立、最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权力，在法治国家，纠纷问题由法院按法律说了算，没有其他可行之道。 同时，积极推动司法改革，理顺司法体制，合理设计审级结构，有条件的实行三审终审，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从源头上减少公民信访的绝对数量。
（二）准确定位涉诉信访制度的功能
实际上，我国的信访制度已经陷入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国家认同信访制度是我国最基本的民意表达制度，承认信访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其价值取向是为人民服务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一再强调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稳定的大局，把各种问题解决在基层，在社会稳定的统一目标下，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越级上访、集体上访、重复上访，尤其是重大节庆和会议期间的赴京上访，以信访量的多少为各地方政府排序，将大幅度减少信访量作为社会稳定的考核指标。那么信访制度的设立到底是以弘扬公民民主政治权利、解决社会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为己任呢，还是以减少乃至消除这种中国特色的信访现象，维护稳定为主要工作目标呢?实际情况是我们信访工作部门两种自相矛盾的工作都要做，这种矛盾无疑使信访制度在功能上陷入模糊。此外，信访制度的非规范性、非程序性、非专业性、结果的高度或然性等弊端也饱受学者诟病。对于信访制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学界存在三种改革的建议：一为加强信访功能说，二为取消信访制度说，三为单纯信息传递机构说。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如前所述，强化信访只会导致更大的信访洪峰；信访制度也不能立即废除，它有其深刻的法理及政策基础，在当前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试图在短期内废除信访制度的想法根本不具有任何现实可能性。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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