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论学校承担学生伤害事故赔偿责任的性质

高 原


教育部于2002年8月21日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已于2002年9月1日实施了。由于此前我国缺乏对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处理的统一规定，因此该处理办法的颁布实施无疑对处理此类案件有了一个明确、具体的依据。但由于教育部所颁发的规章的效力层次较低，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仅是可以“参照”适用，因此其实际作用并不是很大。更何况对于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责任承担是一项基本的民事制度，因此教育部门的这些规定也不能超越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我国一些地方法规或规章所作出的类似规定，也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尽管如此，毕竟是有了一个较具体、详细和统一的规定，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对推动这一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较积极的影响。经过一年多来的实施，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现笔者试图对学校承担学生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进行初步的探讨。

对于学校承担的学生在学校期间所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的赔偿责任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责任，法学理论界似乎没有定论。前几年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频繁发生，从而引起了司法界与理论界的关注，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学校应承担的是一种合同责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学校承担责任的依据或原因是基于学生或其家长（以下统称“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合同关系，即学生在学校就读时，便已经与学校形成了以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关系，学校不仅应根据合同的要求对学生履行文化、思想品德等各方面的教育义务，而且还有保护学生人身安全的义务。因此，如果学校没有履行人身保护义务而使学生人身受到伤害时应向学生承担违约责任。把学生与学校之间的这种关系定性为合同关系在私立学校及学生成年（即已满18周岁）后在大学进行学习时的情形似乎更加准确。而且同时认为，如果定性为一种合同关系，按照现行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不论学校是否存在过错，除不可抗力外，对学生在校所受到的人身损害学校都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学生与学校之间这种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能简单地认定为一种合同关系，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有接受教育的法定义务，因此与民事合同的自愿原则严重不符。同时，根据行政法学理论的最新发展与屡见不鲜的判例，也使得学校具有了准行政机关的色彩，或者是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所以把学生与学校之间的这种关系简单地定性为民法上的合同关系并不准确，因此主张用民事责任类型中的侵权赔偿责任来定性更加恰当。但是，即使是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绝大多数并不是学校或教师的直接行为而引起，特别是学生在校读书时受到本校其他学生或外来人员的侵权行为而受到的伤害，如果让学校来承担侵权责任，又与民法通则中现有的任何一种侵权责任都不符合（不管是一般的债权责任还是特殊的侵权责任）。还有人认为，在学生为未成年人的条件下，学校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就是监护义务或者是部分监护义务的移转：由于学生上学了，其监护人无法对学生行使监护职责，而在此时把该项职责“暂时移转”给了学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首先，监护责任是民事责任中一种特别的民事责任，主要存在于特定的人身关系与特定的情形之中。不论是法定监护还是指定监护，让学校来承担这种责任都没有相应的法学理论依据与法律规定依据，笔者在此不再详述。就算是委托监护，通常情况下学校与家长之间也并未达成相应的监护委托协议，因此也无法成立。（当然，如果学校同意承担且双方签订有协议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存在的）。同时，相对监护法律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而言，由于监护责任是一种替代责任，也是一种无过错责任，不论监护人是否存在过错，当被监护给他人造成损害时监护人都应承担替代赔偿责任，所以对于学校来说是一种较重的责任。而且，当监护人疏于管理与保护而导致被监护人的人身受到损害，不论学校是否具有过错都应当承担责任，显然有失公平。因此，认为学校应当承担监护责任的观点并不正确。

笔者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依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确定：私立学校与学生之间应当主要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而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则应该是一种由法律（主要是行政法）直接规定的特殊的教育、管理及保护等权利义务关系。因为对于私立学校来说，其收取了较高的费用并自愿向在校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教育内容与更高的管理及服务要求，因此，当其未能保护到学生的人身权利时，就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只不过是在具体适用时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来进行处理。而对于接受义务教育及公立学校教育来说，学生与学校之间并不是自愿形成的合同关系，特别是学校根本就没有实施积极的侵权行为时，其只是负有法律（主要是行政法）直接规定的人身保护义务。因此，笔者认为这种责任既不是传统民法中的合同责任或侵权责任，也不是监护责任的移转，而是一种由特别法（主要为行政法）所直接规定的特殊的责任类型。我国教育法第29条第3项就规定了学校负有维护受教育者合法权益的义务，尽管没有详细指明合法权益是否含有学生人身的保护义务，但是负有这一义务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前面的论述，笔者认为对于学校承担责任的对象来说，也可能会存在着两种情形：一种是当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给其他人造成损害时学校可能承担的责任；第二种情形是当学生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时学校可能对该学生（或其监护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在私立学校中，如果双方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在某些情形下学校必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时，依据其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时，应当按照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处理。而在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应承担赔偿责任时，应该按照相关法律的直接规定来处理。当然，如果学校（或其教师）故意侵害学生的人身权利时，就会出现普通侵权责任与上述两种责任的竞合，此时可以由学生来选择对其有利的责任性质来向学校主张。至于学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应当有三个：即过错、损害及因果关系。由于这三个条件与普通侵权责任条件中的含义基本相同，笔者在此就不再赘述。对于学校在什么情形下应当承担责任什么情形下可以免除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也作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规定，可以作为参考。

总而言之，确定学生人身伤害赔偿的责任性质对处理此类案件非常重要，会涉及到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及赔偿范围等很多方面。因此，只有对其进行了正确定性才能作出更加适当的处理，从而保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并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欢迎广大法学爱好者与我共同探讨相关法学问题。
电子邮箱：gaoyuan2000@21cn.com
联系电话：（020）33517138 13042050713


该案医院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姚 勇

案情
2002年5月9日原告李某因病入住被告镇江某医院，入院时经肺科检查：全胸片示左上肺占位（肺癌可能）伴左上肺部分不张，胸部CT示左上肺癌伴纵隔淋巴结转移。16日经原告亲属签字同意，被告对原告进行了支气管镜检查，气管刷检涂片找到癌细胞（鳞癌），初诊为左上肺鳞癌（Ⅲa期），左上肺结核可能。27日再次经原告亲属同意，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左上肺叶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为（左上肺）曲菌病伴肺炎性假瘤形成。出院后原告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被告侵害其知情权，并造成其人身伤害，要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评析
一、 医院是否侵害了李某的知情权
根据《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规，医院有义务向患者提供有关医疗服务的真实信息，包括供医疗服务的内容、方法、效果、不良反应和副作用等。患者及其家属有权：1、了解和认识自己所患疾病在检查、诊断、治疗处理等方面的情况；2、参与涉及患者医疗计划诸方面的决定。而本案中，医院在术前、术后均向李某及其亲属履行了告知义务，并在手术前以书面形式向患者及其亲属征求手术意见，医院在向患者批露真实信息方面不存在过失。
二、 医院是否存在误诊过失
误诊是一种医疗过失，简单说即是医务人员由于不负责任或者专业技术水平未达应有标准，将甲种疾病诊断为乙种疾病的诊疗错误行为。根据目前医疗机构操作常规，在医疗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到几种诊断结论，一般而言几种诊断结论应当具有一致性，但由于各种诊断在检查的对象、环境、条件和方法上的差异有时亦会不完全相符。如初步诊断和确定诊断，由于许多疾病在起病初期症状和体征极为相似甚至相同，在初步诊断过程中存在一定限度范围内的偏差是允许的。本案中，医院虽然经检查将李某的病初诊为“左上肺鳞癌（Ⅲa期），左上肺结核可能”，与最终病理诊断存在差异，但从当前正常的社会医疗水平来看，医学上炎性假瘤“有时难与肺癌区别”，这一差异并不足以证明医院存在误诊过失。同时作为医师应尽的最大义务乃是采取适当医疗措施阻止最坏情况的发生，在初诊具备手术指征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应当是一项合理的选择。手术虽然造成李某左上肺叶被切除，但对于其所患炎性假瘤，“手术切除既可明确诊断，又能治愈本病”，同时手术切除也是对肺曲菌病的积极治疗手段，对原告并未造成身体上的负作用及其他不良后果。
三、医院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虽然依据上述分析，医院的诊疗行为并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基于本案的事实，毕竟医院的初诊结论与最终的病理学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在当今医疗水平尚不能根治癌症的情况下，即宣布癌症病情，患者及其亲属必将承受巨大的精神打击。这种精神上的损害由于医院在诊疗过程中过错的无法认定亦导致在主张上失去其原来的依据。这一损害不予弥补，对患者其及亲属显然有失公正。因此笔者认为可以考虑民法中的公正责任原则，依法对患者及其亲属进行适当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