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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作品中描写的一些法律事件，既反映法官的裁量权，又表达作者对法官正确行使裁量权的愿望。裁量权虽形成于法官的内心，却是环境、生活经验、社会习俗及个人的性格、感情等的体现。裁量权不仅存在于实体处理中，也存在于法律程序中。

文艺对生活的反映是直接的、（多数的反映）是感性的，它会反映民众的情绪和人们内心的躁动；而法律是理性的，它重在规范人们的行为。文艺作品会把人们心中不够清晰、不够完整、不够自觉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公之于众，成为引发和推动民众打破框框、实现新要求的工具；一旦民众新的要求成为现实潮流，法律就会自觉或被迫变革原有的框框或用新的框框把这个潮流纳入框里。文艺作品中反映的影响法律事件的因素，往往就是对法官产生影响的因素。

真正的裁量权存在于法官的内心，聪明的法官尽可能把内心的活动外化为法言法语

裁量权的发端、定义和运用虽然众说纷纭，但它在司法过程中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三国演义》中，关羽和马谡都立下军令状，关羽本应在华容道上截杀曹操，却因私情故意放走曹操；马谡因刚愎自用（实际上是主观判断失误）失了街亭。若论违反军令状，两人均该判死刑；若论情节后果，马谡是过失犯罪，关羽是故意犯罪；马谡造成的后果是一个战役的失败，关羽造成的后果可能是历史结局的变更。如果要原谅的话，当然要原谅马谡而不是关羽！但实际结果却是马谡被杀了，关羽没有受处罚。“法官”诸葛亮拿到桌面上的理由非常简单：马谡按军令状该斩，而关羽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是“曹操命不该绝”。

诸葛亮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不妨代他想一下：关羽是刘备的铁哥儿们，又是他当时身边屈指可数的猛将，杀关羽既得罪刘备、张飞，他自己也将无将可用，最严重的后果是连自己也可能被赶走；而马谡一介书生，又无背景，且刘备曾特别嘱咐“不可大用”；有无马谡无关紧要，但该次“北伐”失败，上下难免有怨气，必须对大家有个交代，同时也为数十万大军杀一儆百，所以马谡必须得死。

这想法有公有私，虽然基本上是为公的，不是徇私枉法，但也存在“不好讲”或“讲不好”的问题，只是诸葛亮在行使裁量权时心里打的小算盘，这个小算盘是诸葛亮做决断时的真实意思，但却很难拿到桌面上来说的。这就是裁量权的微妙之处：它明明是存在的，却不敢说、不能说、说不清楚！

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不遵守总部的突围路线，自己选择路线也取得了胜利。尽管他取得胜利有功，也可以用“功是功、过是过”为由严厉处罚，但总部领导只是让他短暂下岗，固然是因为总部领导喜欢这员爱将，更重要的是李云龙不是无理蛮干，而是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作出的正确选择，并且确实取得了胜利！如果机械地对李云龙执行战场纪律，观众是不会答应的。

有人认为，裁量的真实理由往往仅存在于法官的内心，而摆到桌面上的往往已不是法官真实的意思。要求法官在裁量时必须说明理由，只能是常常玩“罪无可赦，情有可原”和“情有可原，罪无可赦”的游戏了。这值得商榷。裁量真的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或“此中有真意，得意已妄言”吗？实际上没那么玄乎。

从上面两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裁量的因素无非是大局、环境、各种关系、社会习俗及个人的性格、好恶等方面的平衡，聪明的法官就是尽量把内心这些“不好说”的、虚的东西转化成动机、情节、利害、后果等可以说的法言法语，并选择恰当的角度、方式，把“说不好”的东西说好。这样的判决书既是讲理的，也是生动的。

裁量权不仅存在于实体处理方面，也大量存在于法律程序方面

牛，是农村百姓的大财产，所以涉牛的案件比较常见。文艺作品中反映“审牛”的也较多，如电视剧《法官老张轶事》就专门有“审牛记”的内容；海岩、金凌云的小说《独家披露》也详细写了一起审牛案件。现实中，“审牛”案件也时常出现，这些案件中法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采用DNA鉴定的方法，判定争议牛的归属，当然也不约而同地讲到了鉴定费大大高于牛本身的价值。

在这类案中，法官按程序、按举证责任办事，用最科学的方法取得最正确的结论，可以说无懈可击。但法官均竭力避免启动鉴定程序，原因就是鉴定费用太高，而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太差。所以，他们尽量采用艰苦的调查方法。两种审理方法，前者轻松、保险，但加大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还可能造成当事人之间的积怨；后者对法官的辨别能力要求高，法官的工作量大，还可能有风险，但对当事人的经济有帮助，对修复乡邻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好处多多。选择哪一种审理方法，法官有裁量权，他的选择也反映了他的司法理念和认知水平。

还有，是否同意进行精神病鉴定、是否同意某个证人出庭作证、是否同意当事人的调查申请等等，都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实体处理，虽然法律法规和法院内部的操作规程已尽量作出规定，但法官仍有大量的裁量空间，这就需要法官具有公平正义的理念和能力，这个能力不仅表现在对证据的取舍上，也表现在对司法成本和社会效果是否合情合理的把握上。

公正是裁量权的终极目标，也是裁量权适当与否的最高标准

《追鱼》是一个越剧名篇，讲的是相府千金金牡丹从小与张珍订有婚约，后因张珍家道中落，只身投靠金家，并欲与金牡丹成婚。金家嫌贫爱富，意欲悔婚，故要求张珍在相府碧波潭畔的草庐读书，若不能考取功名，就以“金家三代不招白衣婿”为名解除婚约。

碧波潭千年鲤鱼精为张珍身世所感，化作金牡丹与张珍约会，两人情投意合。后真假牡丹相见，乱作一团。金牡丹之父金宠无法识别真假牡丹，请开封府包公察断；鲤鱼精亦请乌龟等水族精灵化作包公一行到相府。于是，相府内真假牡丹和真假包公齐聚一堂。

包公故意拷打张珍为试探，真牡丹冷漠无情，幸灾乐祸，假牡丹心如刀绞，泪如雨下。于是包公判定：哭的是假，不哭的是真。但假包公判定：哭的是真，不哭的是假，摆出的理由是：“有情便是真，无情便是假！”

包公虽对牡丹真假已明知，但因金家势利悔婚，他不愿助纣为虐，遂拒绝裁判离去。

在《追鱼》这个案件中，包公既然已经受理并审理了案件，却拒绝作出裁判，查明了真相却不惩罚“扰乱公民家庭安宁和社会秩序”的水族精灵，这既违反了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的原则，也违背了法官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执法要求，超出了法官裁量权的范畴。

但包公的行为不但没有被大众指责，反而被称赞——也就是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说明，包公在这里虽然违反了一般法律原则，却维护了公正这一法律的核心原则！从来没有一部法律会授权法官在法律框架之外进行“自由裁量”，但丰富的社会生活逼得法官（法院）根据法律精神裁量一些案件，这才是裁量的最高境界，法官应把公正的终极目标摆在法律适用的首位。

裁量权必须受到约束，不受约束的裁量不是法律的福星，而是法律的灾难

现实生活千变万化，法官的应对亦千变万化。裁量权存在于法官从程序到实体、从定罪到量刑的整个审理过程中，使冰冷呆板的法律变成富有精神内涵的鲜活具象。这就是计算机不能代替法官的原因。裁量权如此重要，就必须给它戴上“笼头”，不受约束的裁量权不是法律的福星，而是法律的灾难。

《三国演义》里写了曹操杀杨修的案例：杨修从曹操发布的口令里判断曹操要撤军，就叫随行人员收拾行李，被“司令官”夏侯??⑾郑?谙暮??淖肺氏拢?钚藿擦俗约旱牟虏猓??⒚挥薪ㄒ橄暮??萌??沾税炖怼Ｆ??檬碌南暮??铝钊??帐靶欣钭急赋吠耍?愕梅蟹醒镅铮?蚨???瞬懿佟２懿倭⒓匆浴叭怕揖?摹蔽?缮绷搜钚蕖?br>
杨修只不过是一个参谋、干事之类的非军事人员，他没有部队，只有寥寥几个勤务人员，他这几个人收拾行李是谈不上扰乱军心的；夏侯??蔷?轮鞴伲?彩茄钚薜牧斓迹??胁慷幼急赋吠说谷肥等怕伊司?模?⑶以斐闪搜现赜跋臁Ｕ饫铮?钚匏淙皇钦厥抡撸??皇侵饕?鹑稳耍?蟛涣送铣鋈ゴ蛞欢倬?骶涂梢粤耍?恢劣诹⒓凑妒住Ｕ嬲??褐饕?鹑蔚氖窍暮???懿俣源艘裁靼祝?魇埔惨??暮??妒祝??婕唇枳拧爸诮?婷狻钡奶ń撞挥枳肪浚??桓龃Ψ侄济挥懈??br>
沉 默 权 的 立 法 思 考
作者：刘?

沉默权（Right to Silence）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嫌疑人和被告人所享有的可以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根据美国学者的解释，沉默权的特定含义包括三项基本内容 ：1.被告人没有义务向追诉一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或其它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2.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应及时告知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并不得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这一权利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3.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这种陈述须出于真实的意愿，并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法庭不得将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
沉默权在西方具有悠远的传统，关于争夺沉默权的斗争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纪早期。正如美国学者莱纳德·利维在《第五修正案的起源》一文中指出：“沉默权是在两种对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一边是支持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普通法，它逐渐发展形成公民不得被迫回答导致自我归罪问题的权利；另一边是罗马法传统以及适用审讯制度的英国教会法庭，它的执法者们强烈反对沉默权。”也有学者认为，罗马法与教会法混合形成的大陆法对于沉默权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英国特权法庭和宗教法庭受到这种法律的影响，沉默权首次提出是在宗教法庭。教会法认为，人们只应向上帝承认他们的罪过，而不应该向其他任何人坦白罪行。故教会法有一条原则：没有人可以被迫自证其罪，因为没有人必须揭露自己的耻辱。普通法的支持者们正是通过迫使宗教法庭遵守教会法中关于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逐步确立了沉默权 。
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在其宪法或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沉默权规则，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此外，一些有关刑事司法的国际法律文件也对沉默权予以承认。如1994年9月10日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重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的立场。199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凡受刑事指控者“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另外，世界各国在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的同时还规定了保障机制，这些保障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讯问前的告之义务，如美国的“米兰达规则” ；2.讯问中的保障程序，如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律师有权自由地会见犯罪嫌疑人等；3.证据采纳的排除规则，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4.无不利后果的裁判原则，即不得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这一单独的事实而得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结论。
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承认和确立了沉默权制度，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却并未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虽然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建立了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相衡对抗的控辩式庭审方式 。但是《刑事诉讼法》依然规定：“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根据这一规定，被告人负有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没有保持沉默、拒绝陈述或作虚假陈述的权利。而自从我国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是否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一、引进说。认为将沉默权引进我国的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尽快通过立法程序，确立沉默权制度。
二、否定说。认为沉默权制度具有两重性，它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对抗警察侦讯的避风港。在当前刑事犯罪猛增、治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不宜规定沉默权，对其采取排斥的态度。
三、折衷说。它是引进说和否定说的综合，认为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但同时应对沉默权进行适当的限制。
对于上面的三种观点，本人较赞同第三种观点，即折衷说。虽然在立法上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有助于抑制并消除警察暴力，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加强控方的举证责任，可以遏制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刑讯逼供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沉默权是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因为即便是在实行对抗制诉讼模式的西方国家，沉默权也是相对的，就沉默权而言有利亦有弊，即使在英、美等国家对沉默权也是有争议的。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就开始了对限制沉默权问题的讨论。1971年，刑事法修改委员会提出一项报告建议 ：“如果被告在警察审讯时不回答警察的提问，而所提的问题又是被告在法庭辩护时所依据的事实，对当初被告的沉默，法庭可以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断；如果被告在审判过程中拒绝作证，也应当对此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断。”1994年英国颁布《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时对沉默权的规定作了较大修改，新修改的内容实质在于在一些法定情况下，被告人的沉默可以被用作对他不利的证据，这集中体现在《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第34、35、36、37条的规定之中。这些对沉默权的限制有如下内容 ：1.被告人在受到讯问或指控时，如果被告人没有提供的事实是他赖以进行辩护的任何事实，而期望这种事实由他提供是合理的，或者被告人没有提供事实的场合包括他被起诉之前的讯问阶段，这种讯问则需要警察事先向他作出警告，以及在被提起公诉或者被正式告知他可能受到起诉以后；那么，法庭或陪审团可以在法定的场合下作出看起来适当的推论（这里实际是指对被告不利的推论）；2.如果被告人已年满14岁，他被指控的犯罪有待证明，并且法庭认为他的身体和精神条件适于提出证据，而被告人在法庭审判过程中保持沉默，则法庭或陪审团在决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的时候，可以从该被告人在审判时没有提供证据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回答问题中作出看起来适当的推论；3.警察在被逮捕的人的身边、衣物、住处或被捕地发现了任何物品、材料或痕迹，并且确信这些物品、材料或痕迹系被捕者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过程中所形成，并要求被捕者对此进行解释，而该被捕者没有或拒绝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或陪审团可以从中作出看起来适当的推论；4.如果警察发现被他逮捕的人在被指控的犯罪发生前后的时间出现在某一地方，并合理地相信该被捕者在那一时间出现于那一地方可归因于他参与实施了该罪行，而且警察要求被捕者对此作出解释，而该被捕者没有或拒绝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或陪审团可以从中作出看起来适当的推论。另外，在美国，1984年由最高法院对“米兰达规则”也提出了有关公共安全的例外的规定。
由此可见，虽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是加速我国法制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是我国在建立沉默权制度的时候，“切不可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在西方国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足以无限对抗司法机关的沉默权，不能把国外已经修正了的旧‘轨道’作为我们‘接轨’的标准” ，而应该考虑到刑事诉讼法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项基本任务，考虑到国家、被害人、被告人三者的利益平衡，考虑到法的公平、效率、秩序等价值的综合实现。正如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所说，沉默权实际上使被告人和司法机关处于公开对抗的位置，仅仅确认一些法治理念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这些程序性的制度有效保证的话，反而会使被告人面临更大的危险。我国有些学者对于在立法、司法上设置和完善沉默权制度提出了以下设想 ：
1.在案件侦查阶段。这一阶段应做到：第一，设置沉默权告知程序，即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前，书面或口头告知他们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第二，在讯问内容上，对侦查人员提出的关于是否有犯罪行为、陈述有罪的情节是否构成犯罪等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第三，认为侦查人员有逼供、诱供、骗供等行为的或希望得到律师帮助的，在得到帮助前有权保持沉默。第四，严格限制讯问时间，禁止夜间讯问，讯问时不得随便变换地点，对讯问手段进行监督和控制。第五，犯罪嫌疑人对本案外的人的犯罪行为有沉默权。
2.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有向检察机关陈述辩解的权利，检察机关有义务听取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和辩解，一旦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沉默，检察机关应立即终止讯问。
3.在法庭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应做到：在检察机关宣读起诉书后，由审判长告知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也要同时一并告知被告人有替自己辩解的权利。
在设置沉默权制度的同时，亦应该设置其例外，我国沉默权的例外应包括以下内容 ：
1.在侦查阶段。第一犯罪嫌疑人陈述有关犯罪发生时间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损害结果之发生是因意外，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及证据等内容时，不应享有沉默权。第二，犯罪人正在实施犯罪，或其身上找到相关证据，此时，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
2.在审判阶段。第一，对法官提出的程序性问题，如表明其身份的年龄、单位、住址等问题，以及是否行使法定权利的问题，如是否申请回避等，不应享有沉默权。第二，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必须对某一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案件重大事实的澄清时，此时，被告人仍坚持沉默，法庭可以根据案情认定控方指控成立。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不应该建立沉默权制度，理由如下 ：
1.沉默权不适合我国的诉讼模式。沉默权产生于英国、流行于美国不是偶然的，在对抗制诉讼中，诉讼被视为政府与个人的争讼，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力并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该诉讼模式注重攻击与防御的作用与反作用。而我国刑事诉讼的模式是兼顾法官纠问式与对抗式，其与对抗式诉讼模式有着明显的基础性差异，不科学的引进，只能对基础功能造成破坏。
2.沉默权的科学性尚需研究。如英国1994年颁布的《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改变了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传统做法，代之以要求嫌疑人回答讯问，否则允许法官和陪审团作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推断。因而我国对设立沉默权应持慎重态度。
3.我国刑事诉讼法不能过分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权利而付出太多的社会代价。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有以下积极意义：（1）可以使有罪、无罪的证据公平地得以被发现，是刑事诉讼得以顺利进行的有效保证；（2）是否如实陈述，反映了被追诉刑事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悔改程度，因而成为定罪量刑时的酌定情节之一，可以体现出我国刑罚的评价和引导功能。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是否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以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学术界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从上述英国对于沉默权的限制中我们可以看到，沉默权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保护无辜，又可以被真正的罪犯利用来逃避司法制裁。而目前我国的刑事侦查资源不足，特别是人员的缺乏，科技含量、物质条件以及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严重不足，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口供破案。另外，由于我国的证据制度不是实行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而是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缺乏口供的案件，定案将比较困难，如果因沉默权制度设置不当而导致口供大量的减少，对于犯罪控制将十分不利。此外，因为沉默权制度是一个通过其他制度配合才能发挥效用的制度，它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和社会治安状况等方方面面，而我国是一个广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法律民主观念也随地域而有差别，警察、检察机关等司法人员素质不尽相同，因此我国要在立法上确立沉默权制度还任重而道远。
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虽然我国建立有限制的沉默权制度是刑事诉讼法发展的必然，但由于目前国内的刑事侦查手段和技术的不足，以及我国证据制度的不完善，我国在现阶段还不适宜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主要参考资料：

1. 《证据法学》 刘金友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论沉默权在中国确立》 作者不详 新浪网
3. 《对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思考》 作者不详 北大法律信息网
4. 《英国对沉默权制度的改革以及给我们的启示》 龙宗智 《法学》2000年2月
5. 《沉默权的行使及限制》 陆文洪 法律之星网站
6. 《应逐步确立沉默权规则》梁欣 法制日报1999年9月9日第七版
7. 《再谈沉默权》 宋英辉 北京青年报
8. 《简论沉默权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意义》 曾耀林 《人民司法》199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