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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虽然法家思想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家主张仁、义、礼、智、信，讲究伦常、孝道，注重贵贱、尊卑，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历代历朝的法律都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法律都承认亲属相容隐的原则，这是法律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重要方面之一。《论语•子路》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就不主张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办法，而认为，指证父亲偷羊是违背亲情的行为，因此隐瞒此事，应“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而法家主张重刑，以刑罚来压制社会反叛力量，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的行为规范。比如成于商鞅变法的连坐制度，其内容简单来说就是一人犯法，罪及九族。　连坐制度就其种类而言,包括亲属连坐、邻伍(什伍)连坐、职务连坐。而在连坐制度中我们要谈的便是亲属连坐，亲属连坐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分为很多种。比如夫妻连坐,"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也就是说,即使是最亲密的人比如夫妻和朋友,也不能互相包庇,而要向官府告发,这样所有的罪恶都不能隐藏。再如兄弟姐妹连坐,《汉书•黄霸传》载:"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另外,亲属连坐还包括父子连坐、祖孙连坐、父母妻子同产连坐(即整个家庭的成员都连坐)等等。
　　谈到亲属连坐，缘坐制度便是不得不说的。缘坐本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其广义而言，缘坐等同于连坐，涉及范围比较广。从狭义而言，缘坐，又称族刑，是指一人犯罪，株连家属，正犯（犯罪人）和亲属对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连带责任的制度。
　　从连坐制度的基本概念可以很容易地推论出,连坐自从产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背道而驰。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是不提倡族刑连坐的。对于连坐制度这一项"发明",在当时应当是有悖于伦理观念的,起码与儒家所主张的亲属相容隐的原则是违背的。但其不但没有被否定,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为什么能连坐没有被否定，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能够与儒家倡导的容隐制度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能够共存？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到儒家以礼入法的事实进程，也就是瞿同租在书中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章。
　　亲属容隐制度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国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六业年)，卫大夫元?I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盟主晋文公之庭，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夫君臣无狱。今元?I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这是史籍中所见最早的主张“父子不得相互告诉”之记载。这是史籍中所见据《论语•子路》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孔子却认为这并不是直的表现，而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孔子的这种主张是从家族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把父亲为子隐看做“仁”的表现，子为父隐看作是“孝”的表现。这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伦理上的正当性。显然此时亲属容隐只是儒家的一种主张。
　　而连坐制起始于周春秋战国时期。 君主专制将控制人民与占有土地视为国家的头等事务,而严格进行户籍管理是中国很早就有了人口户籍登录管理制度.据《周礼》载,周朝就已专设司民之职.在国家基层社会中,往往实行什伍里甲制度,这种制度是专制时代控制人身自由的最基层的组织形式.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推行什伍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长,伍长负责闾里治安。显然此时连坐制度也并未成型。
　　显然，春秋战国时代原是儒、道、杨、墨、名、法各家思想学说草创形成，竞争的时代。法家后起，想和儒家争一日之短长，竞争激烈，互不相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儒家的亲亲相隐与法家的连坐制度这一对极端相反的立场便不足为怪。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认为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订，纯本于法家精神。
　　春秋战国以来随着封邦建国制度已由盛而衰，濒于崩溃，诸侯争霸，以富强为当务之急。于是儒家渐落伍，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法家则进一步发展，为国君所重。此派学说完全针对当时霸主之需要，其思想为反封建的，与儒家恰处于敌对地位。这些法家在政治上既占优势，当时各国法律多由此辈制定，其所拟订之法律即法家平日所鼓吹之主张。李悝之《法经》，商鞅之《秦律》便是如此。
　　因此，我们不难想到，连坐制度成文于战国李悝《法经》，而且商鞅之秦法也极力主张实行连坐法律:"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在商鞅变法中,什伍连坐法是严密的连坐制度形成的标志。
　　亲属容隐只是儒家的一种主张。直到汉武帝时期，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所采纳。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后，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属容隐的法律制度化步伐。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理论上继承发扬了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主张，在汉宣帝时期，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将亲属容隐作为儒家的屈法伸礼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刑罚原则而赋予法律效力。宣帝也将立法理由诏令天下：“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此，亲属容隐法律制度诞生了，并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春秋战国时代，到后来的秦汉，显然从连坐制度与容隐制度的发展轨迹可以窥探到儒法二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地位的此消彼长。但是当二者都定型也就是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后，二者又都在后世的各个朝代的法律体系中得以共存。这便是瞿同祖提到的以礼入法的结果，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
从从连坐制度与容隐制度的目的来看，二者并不是矛盾的，而是殊途同归。
　　容隐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家长制家庭和尊长的独尊地位，以及整个家庭、家族关系的和谐稳固。然而，这一切必须以国家根本利益为前提，当国家利益同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必须牺牲家族利益，这也是亲属容易制度的特征之一。这一特征的详细记载是《唐律•名例》中，“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即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罪的，亲属不得相隐匿。当然，这是维护封建王权的一个典型的写照了。
　　虽然连坐就是一人犯罪而与其有一定关系的人也受牵连而被认为有罪，。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连坐主要用于“十恶”中的前几项，谋反、谋大逆、谋判、等这些对整个统治秩序造成直接威胁的犯罪，“明史案”就是比“谋反、谋大逆而论罪连坐，也用于严重刑事犯罪。如“不道罪、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不分首从，皆处斩刑，妻子流三千里，造畜盅毒者处绞刑，同居者流三千里《唐律》。
　　不难看出无论是秦始皇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后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后来的儒法合流，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连坐与容隐在维护封建制度上二者目的是一致的。这也就为二者的共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中华文化孕育中华法系，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这种由道德自律和法律强制所构成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讲究道德，崇尚礼仪，推广政教，明正刑罚。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相比较，道德自律要求人们积极向善，法律强制要求人们畏法向善，这是历代统治者所标榜垂范于后世的永远不变的原则。


　　　　　　　　　　　　　　浅谈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

　　　　　　　　　　　　　景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 霸小燕

内容摘要：两个《证据规定》对检察机关履行检察职能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在反贪工作中的应用出现了一系列难题，本文就反贪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方法，使两个《证据规定》在办案工作中能灵活运用。
关键词：两个《证据规定》 反贪部门 应对之策

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对于检察机关保证办案质量，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两个《证据规定》”虽已在反贪部门办案工作中开始适用，但由于证据来源渠道狭窄，侦查措施单一化等问题，使反贪工作更加困难，我们针对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方法，争取破解一切难题，进而使两个《证据规定》在办案工作中能灵活运用。
一、当前办案工作中适用两个《证据规定》工作存在的难题与不足
（一）证据来源渠道狭窄
在西方国家，凭借着丰富的物质基础和长期的运作管理，依靠完善的个人数据库、金融服务系统和各类电子监控系统，侦查部门能够轻易掌握任何人的个人财务资料和行踪。凭借着这些客观证据，可以实现对犯罪的精确打击。而在我国，由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管理水平相对滞后，无法有效实现对“社会人”的控制和监管，侦查人员获取证据的途径也越来越窄。
（二）侦查措施的单一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职务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更为复杂化、多样化和智能化，犯罪的手段更加隐蔽，更加狡猾。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没有高水平的技术侦查措施，是无法遏制新型犯罪的。技术侦查措施因其能够通过不限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超常规侦查措施中获取证据，分析出许多对侦破犯罪具有重要价值的案件信息，而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一种能够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权利兼顾的理想侦查方式。在我国检察机关，由于没有技术侦查手段，侦查人员在办案中普遍还是采用询问证人、银行查询、调取帐本资料等“原始方法”，对国外普遍采用的监听、测谎等技术鲜有使用。
（三）职务犯罪案件成案率低
查办大要案件的力度不够，线索初查成案率低，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的举报积极性。尽管近年来打击职务犯罪力度不断加大，但实际效果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值仍存在很大差距，致使一部分群众举报热情锐减、举报信心不足，不愿再冒险举报，即使举报，大多也是采取匿名举报，从而给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二、针对“两个《证据规定》”适用工作中的难题，反贪部门的应对之策
（一）树立正确司法理念，杜绝刑讯逼供
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侦查工作无法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有不少人认为犯罪嫌疑人是“专政”、打击的对象，根本没有平等、人权可言。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等违反诉讼程序，漠视、侵犯人权的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在侦查环节杜绝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就必须纠正以往错误思想，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司法理念；放弃“高人一等”的权威意识，树立“中立的事实发现者”的角色观念。在办案过程中既独立于被害人、媒体与公众，又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既不轻易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又不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平等的善待各个诉讼参与人，从发现事实的角度认真听取各方的诉求，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根除刑讯逼供的法治土壤。
（二）严格按照程序办案，增强公开透明
两个《证据规定》明确了证据裁判原则和程序公正原则，要求办案必须依法进行，规定了违反程序法取得的证据无效；同时，还对获取被告人供述合法性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规定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这不仅要求侦查人员要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司法观念，还要求增强程序的透明和公开，尤其是对相对封闭的侦查讯问程序进行一定程度的公开透明化。
侦查讯问程序的公开化，既有利于限制刑讯逼供，又可以起到固定证据和补强口供的双重作用，具有重要的改革意义。全程录音、录像作为一种客观的证据，是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对获取被告人供述合法性举证和讯问人出庭作证最有力的武器。
（三）加快科技强检步伐，提升取证水平
在自侦案件的侦查实践中，侦查取证是一项技术活，是各种技术侦查措施使用成效的综合体现。由于经费投入的不足，检察机关侦查取证技术水平比较落后，“两条腿、一张嘴、一支笔”的办案模式仍然还是主流。在发达国家，许多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被广泛运用于侦查之中，如秘密窃听、测谎和催眠技术等，技术侦查措施日益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世界各国在困住警察右手（严格限制警察的强制权力）的同时，放开了警察左手（即赋予其秘密侦查措施）。落后的侦查技术也是造成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之一。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无疑加强了对侦查权滥用的限制，但是如何做到“放开左手”，提高技术侦查水平，成为当前检察机关完成惩治职务犯罪、维护稳定、保护人民任务的迫切要求。提高技术侦查水平，一是要加大经费投入，改善技术装备；二是要加强教育培训，培养专业人才；三是要修改完善法律，既为秘密侦查措施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又限制其滥用，保障公民的个人隐私权。
（四）加强初查工作，提高初查质量
逮捕证明的高标准和证据来源的低供给是当前侦查工作面临的最大矛盾。逮捕证明标准过高，容易造成侦查部门取证时间被人为缩短；逮捕后少则两个月，多则7个月的羁押期的取证保障意义丧失殆尽。在我国刑诉法和有关部门办案规则尚未修改的情况下，为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提高提高初查质量上寻找出路。将办案工作重心前移，把初查工作做扎实。对于案件线索涉及的有关情况或者事实，要从外围查清，对于案件涉及的人和事特别是关键性细节，都要查清，做到心中有数。
（五）大力提高办案人员素质
办案人员是初查工作的具体执行者，侦查能否成功，同办案人员的素质密不可分。特别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职务犯罪出现科技化、知识化倾向，这就需要办案人员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多方面的综合知识，应在提高人员素质上下功夫，为侦查工作提供人才保障。首先要求办案人员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有同职务犯罪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其次要求办案人员具备扎实的法律功底，在办案实践中不断丰富对法律理论的理解，并有意识的加强知识储备，对财务、金融、计算机、以及涉案行业的业务知识都要有所射猎，积极拓宽知识面，有效提高知识层次。再次要求办案人员注重培养察微析疑的习惯，提高线索评估、甄别的水平；培养缜密思考的能力，提高制定周密计划的水平；培养敏锐的侦查意识，掌握一定的谋略思想，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力争成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需要的专家型、复合型优秀人才。
综上，“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为反贪部门办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亟待提高反贪干警的综合业务能力，尽快适应反贪工作呈现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

参考文献：
反贪工作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