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对河北省人民法院1949年11月司法会议几个政策的总结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河北省人民法院1949年11月司法会议几个政策的总结意见
1950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
河北省人民法院：
司法部转来你院1949年11月司法会议几个政策的总结，经研究结果，认为全文观点、方法结论大体上与政策总的方向相符合。推查原件对量刑问题的基本认识上写道：“我们的司法政策，是坚决镇压反动及破坏分子，保障国家与人民权益，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绝非片面。”似将“宽大与镇压相结合”作为一般司法政策，其实这一政策只是对于反革命性犯罪的政策，并非对于一般犯罪皆可适用之政策。又查一般群众的婚姻问题，夫妇感情不好，已达到非离婚不可的程度，自不能因其有与他人发生肉体关系而不准其离婚；但原文写道：“因夫妇感情不合，与他人发生肉体关系而提出离婚者，应判决其离婚。”可能使人误以“自己与他人发生肉体关系为获准离婚之理由”。此两点应予提出。
附：河北省人民法院司法会议几个政策的总结
关于量刑问题
一、对于量刑问题的基本认识
我们的司法政策是坚决镇压反动及破坏分子，保障国家人民权益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绝非片面。量刑问题是具体贯彻政策的基本的一环。对这一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经过研究文件及结合具体案件的讨论，使我们更明确了一步。
二、量刑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由研究文件，转入具体案件量刑的讨论时，开始仍局限一、二个具体条件上，特别是仅在犯罪程度大小上打圈子，不知应如何考虑，如何确定，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起来，后经继续深入研讨，体会到量刑，应先从国家人民的利益上出发，从政策上着眼，再结合具体条件，辩证地分析比较，衡量轻重，作出最后判决，这是量刑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反对粗枝大叶，机械地片面地主观臆断。
三、量刑的条件
第一，先决条件。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证据不重口供，禁止肉刑、不许指名问供。”要量刑得当，判案判地好，必须遵照毛主席这一指示，以客观冷静的审讯工作与细密的调查研究工作相结合，先把事实弄清，再分析判定，否则就一定会犯错误。
第二，主要条件。甲、在主要条件的考虑上首先应从政策上去考虑，紧紧地把握住“公益重于私益”与“严惩首恶，教育胁从”的基本精神，结合具体条件分析判断，如果抛开政策去判案，就要犯错误。乙、其次，要倾听群众意见，善于把群众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作为判案量刑的根据，对群众认识不到，或认识不足的问题，要善于向群众解释，等待群众的觉悟，这样就不会使政策与群众对立起来。因为我们的政策是为了群众的利益，从群众中来的，是一致的。如果群众对于我们政策办法接受不了，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正确的处理，否则就会犯错误。
第三，具体条件。甲、应从犯罪原因、动机和目的上分清其犯罪性质是敌人政治性的犯罪，抑是一般个人受旧社会遗毒的犯罪，还是工作上的错误，犯罪的性质不同，量刑上亦应有原则上的区别。乙、应从其犯罪方式、经过、程度及结果上弄清其应负的具体责任，也就是要分清其犯罪是否主动被动，首要次要，有计划的还是偶然的，应负责任大小等问题。丙、犯罪的时间与空间的考虑，即犯罪当时当地的情况，及判刑当时当地的情况的考虑，刑势变化了，量刑上亦应有所区别，例如对顽伪伙会等犯案，在战争胜利以前与战争胜利以后，应有所区别。丁、对犯罪者的出身、成份及年龄的考虑，我们反对唯成份论，同时也反对照顾这些必要的条件。
关于婚姻问题
一、对执行婚姻政策应有的认识
第一，我们的婚姻政策，包括结婚和离婚的自由，以男女双方是否自愿为结婚离婚的标准，但离婚如有一方坚决要求离异亦可离婚，任何人不得强迫干涉。我们在执行婚姻政策时，必须要反对一切强迫干涉结婚自由与离异自由的制度和行为。凡是干涉、强迫、买卖、童养媳等封建婚姻制度，我们必须废除，与此类似的行为必须纠正。
第二，我们的最终目的，固然是要达到完全的婚姻自由，但由于封建的婚姻制度所依附的封建剥削制度，以及群众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习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摧毁的。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教育过程。我们必须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情况以及群众不同的觉悟水平，逐渐地去实施，保守与急躁都是要不得的。
二、几个问题的处理原则
第一，军属离婚问题。处理军属离婚问题，应根据婚姻法规定处理，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根据下列原则处理。（1）顽伪组织人员参加我军后，对方提出离婚者，应按军人离婚问题处理。但结婚时，如有强迫霸占或其他类似非法行为者，可以批准离婚。（2）军人长期无音讯，经政府判决离婚，或未经政府判离即另行改嫁者，军人回家不应寻追，但愿回来的亦不加限制，要耐心向军人作好教育工作。（3）军人开小差后，女方提出离婚，不以现役军人论，如已判决离婚，即便男方归队，政府亦不应撤销原判。（4）荣军离婚问题，同样应本着巩固队伍的精神，对荣军多加照顾，女方提出离婚时，应耐心向女方进行教育，如确系根本感情不和，或荣军不能尽夫妇义务时，应批准其离婚，但应配合荣军局向荣军作好说服动员工作。以上是处理军属离婚问题应掌握的原则，不作宣传，处理这一问题，应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严防怕麻烦、拖延和简单从事等偏向发生。
第二，干部离婚问题。对干部离婚应以革命观点从发展的前途上去看这一问题，现在有些干部还看不惯，说“群众搞不通”。群众搞不通，我们可以说服教育群众，干部搞不通是从封建落后的观点出发，是不对的，或者说“过去感情不错”，感情也是发展变化的。婚姻是感情的结合，一方坚决提出离婚，就可以判离。离婚是不能坚持双方自愿原则的，但我们也必须反对“杯水主义”，有的干部为了达到离婚目的，给对方扣帽子。这是不对的。但这也是个教育问题，不能因此即不批准其离婚。
第三，一般群众的婚姻问题。一方面应坚持婚姻自由，另一方面应照顾家庭团结和睦生产。（1）离而复合问题。这问题是由于工作粗枝大叶所致，“宁合不离”与“即离即不能复合”的思想，是违背婚姻自由原则的，都是不对的，应纠正。（2）“通奸”问题。通奸是违法的，但“通奸”一般的是由于旧婚姻制度不合理所造成，除对剥削阶级及流浪分子摧残妇女的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淫乱行为应予处罚外，对事实上已经存在之婚姻关系，应承认其为有效。对群众的自由恋爱，不能因其在恋爱过程中发生肉体关系（当然不应该）即限制其结婚。因夫妇感情不合与他人发生肉体关系而提出离婚者，应判决其离婚。离婚后与任何人结婚不能限制。所谓“相奸者不许结婚”是一种旧的观点。通奸是不对的。基本解决办法是贯彻我们的婚姻政策，单纯的限制与惩罚，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产生副作用。但在执行时不能太机械。（3）童养媳。童养媳是一种封建的婚姻制度，违背婚姻自由的原则，要严格禁止。但在灾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条件下，不得已而童养媳者不要过于追究，将来女方提出退婚时，政府应批准。（4）买卖婚姻。一般的买卖婚姻，要根据清案工作初步总结中指示的原则处理。灾区群众生活困难，结婚时要些粮食，或其他款物，不要追究，对贩卖人口者，严予禁止。灾区或城市因生活所迫，不是感情不合提出离婚者，应结合民政部门与区村政府帮助其生产自救，这是个群众观点问题，必须慎重。
第四，离婚带产问题。（1）对土地所有权问题，要明确肯定地宣传一人一份。原则上女儿出聘、寡妇改嫁、妇女离婚，要准其带走，但执行时，应根据双方家庭的经济生活及发展生产的原则解决。（2）城市妇女离婚时，个人的财产个人取回，双方共同经营所得的财产，合理分配。
如系工商业，可由男方折成一部分粮款发给，但一般贫苦市民离婚者，应照顾双方生活，由双方协议解决。（3）烈士老婆改嫁。烈士的土地财产，如无公婆子女者，可以带走，如有公婆子女虽已分居，除将自己的一份土地带走外，对烈士的土地财产，为了照顾其公婆子女的生活，可由双方协议解决。（4）土改前结婚者，离婚时根据以上原则处理，土改后结婚者，如女方的一份财产尚未带到婆家，离婚时如取回自己的私有财产外，不应带走一份。
如何贯彻保障人权政策
1．目前各地侵犯人权的现象，虽还相当严重，但这是进步中的缺点，只要我们努力，是可以逐渐克服的，同时应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封建社会的余毒，它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才能肃清。
2．保障人权的贯彻中心环节，是解决干部思想问题，必须与各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建议党政领导机关及其他部门重视这一问题，从上而下的贯彻政策，经常对干部进行民主教育。
3．司法干部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严肃立场，无论任何人犯罪，都必须根据政策原则，予以处理。要敢于坚持真理，遇有原则分岐意见不能统一时，要报上级司法机关处理。
4．目前凡是存在乱捕、乱扣、乱罚违反政策的地区，当地领导机关及法院应认真检查纠正，对违反群众利益严重，为群众所反对的干部，应由民政部门处理或交法院依法予以处理，并对有关群众进行赔偿道歉、抚慰工作，以挽回坏的影响。必须纠正单纯从组织制裁上解决问题的偏向。
5．今后各级人民法院应以严肃态度接受人民对干部的控告，如确系犯法行为，应依法认真处理，不得借故拖延，要广泛向群众宣传，使群众知法掌法，对各级干部实行监督。
6．除现行犯外，严禁区村随便抓人扣人，遇有重大的嫌疑犯必须逮捕者，应事先将具体材料报县以上公安司法机关批准，按照法定手续逮捕，并立即送县，发现正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地富及奸特分子，要立即逮捕送县处理，不得纵容。要耐心教育区村干部防止“民不举、官不究”的自由主义态度。
7．对调解民事及轻微刑事案件时，对民事双方当事人严禁扣押，对轻微刑事犯，亦不得随便扣押，有逮捕、扣押之必要时，应立即连材料送县，不得擅自处理。
刑罚进化论纲（一）
尹振国
[内容摘要]刑罚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然决定于与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刑罚是和一定的社会环境相伴而生，刑罚的进化伴随着社会的进化而进化，通过对刑罚史的研究和对各国刑事司法实践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刑罚的进化路径是从由野蛮、残酷、消极、不合理到文明、缓和、积极、合理；从古至今，刑罚经历了从以死刑与肉刑为中心到以自由刑为中心再到现代正逐渐以非监禁刑为中心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的演进与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是相一致的，也是人类理性战胜非理性的结果。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刑罚进化的概述和理论基础。进化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刑罚的发展过程是从严酷走向宽缓、从野蛮走向文明。刑罚的发展过程和生物进化的过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把生物进化论应用于刑罚研究中，通过对刑罚演化史的研究，运用归纳法来揭示刑罚进化的规律，并预测刑罚的发展趋势；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是遗传、变异、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我们以生物进化论、社会进化论、法律进化论的观点作为基础来论述刑罚进化的基本规律。
第二部分是刑罚的起源和进化的基本概况。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刑罚是源于复仇、源于战争或者源于禁忌并不具有普适性，因此，对刑罚起源的探究要根据具体的史实，对具体国家或地区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论之；从刑罚自身的特点来看，刑罚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复仇时代、威吓时代、博爱时代和科学时代四个阶段；刑罚进化的基本特点是刑罚体系的中心由死刑、肉刑转向自由刑，刑罚由繁到简，刑罚由严酷到缓和， 刑罚由注重已然转向注重未然。
第三部分分析刑罚进化的动因。刑罚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形成和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刑罚进化的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因素；刑罚的进化不是自然而然的，它包含着人的智慧、人工选择和调整，所以，刑罚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成为刑罚进化的动因之一。
第四部分论述刑罚进化的基本趋势。我们可以对已有的刑罚历史进行的分析、总结，然后揭示刑罚进化的规律：死刑的限制和废止；刑罚的轻缓化；刑罚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和刑罚的扩散和变异。
[关键词]刑罚 刑罚史 进化 趋势
第一部分 刑罚进化论概述[1]
一、进化、进化论、生物进化论
要揭示事物的本质，首先要弄清楚事物的概念。进化,《辞海》解释为:“（1）亦称“演化”，旧称“天演”。生物逐渐演变，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地球上原无生命，大约在30多亿年前，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了原始生命，其后由于变异、遗传学自然选择作用，生物不断地进化，直到今天世界上存在着170万种左右的生物。（2）缓慢的，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在社会领域，进化同“革命”相对，指社会发展的量变阶段。有时亦作“发展”的同义词。如列宁指出，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进化）观念，即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进化论，《辞海》解释为：亦作“演化论”，旧译为“天演论”。通常指生物界的进化理论。生物进化论是研究生物进化、生物发展规律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规律的科学，是生物学的一个重要部门。进化论一词最初为拉马克提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奠定了进化论的科学基础。[2] 而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促进了生命起源、物种分化和形成学进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认为生物最初从非生物发展而来，现代地球上生存的各种生物，有共同的祖先，它们在进化的过程中，经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恩格斯认为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之一。 [3]
分析进化论的概念，我们可以知道，人们通常所说的进化论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后来，人们把生物进化论理论引入社会学、法学来揭示和解释社会发展和法律现象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了社会进化论和法律进化论理论。
关于事物进化的思想，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萌芽，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350—470年）认为万物皆在流动状态中；恩培多克勒说生命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不完善的形式慢慢地为较完善的形式所代替。其后的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认为，较完善的形式不但在时间上来自不完善的形式，而且就是从不完善中发展而来。“原子论者常常被称为进化论者，他们好像认为每一物种都是重新出现的。”[4] 但由于他们相信只有与环境适合的物种才能生存。他们在精神上已经接近自然选择说的实质，但是像在其他许多知识领域中一样，希腊哲学家所能做到的只是提出问题，并对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一番思辨性的猜测。由于缺乏论据的思想也就只能停留在一个肤浅的朴素的层次上。
在18世纪，已经有一些博物学家开始拥护进化学说，到19世纪前半期这样的人愈来愈多。法国的布丰提出了外界环境直接改变动物的学说。斯宾塞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以前几年。已经在论证一种成熟而具体的进化论学说。但从总体上说，在1858年达尔文与华莱士同时发表他们得出的研究成果以前，科学界是反对进化论的。
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广泛引征在南美海面上航行五年所收集的与物种变迁有关的事实，提出了他的自然选择观点——属于一个种族的个体，天赋性能各不相同，在争取生存和争夺配偶的斗争中，适应环境的有用的性能都具有“生存价值”，而使具有这种性能的个体占有优势，有更大机会延长生命或得到配偶，顺利地生产压倒多数的后裔以继承这一有益的变异。由于不具有这种性能的个体逐渐被淘汰掉了，这一变异便有扩大到全种族之势，这样经过环境的选择作用，一个不同的永久的种别慢慢地确立起来。
在我们看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包含了以下要素：其一，同一种族的不同个体在天赋性能上存在差异；其二，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后，生物进化由环境决定，而环境的变化不可预测，因而生物的进化过程具有无目的性。
自然选择学说作为《物种起源》的中心思想，包含了达尔文主义的精髓，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于长期以来人们将它视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全部，而忽视了达尔文关于人工选择的思想。其实，达尔文是很重视人工选择的作用的。在 《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认为，家养物种起源于少数几种野生物种，但由于物种本身有遗传和变异两种性质，其中对人类有用的变异就在人工选择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保留了下来的有用的性状通过遗传继续传给后代，后代中又出现的变异则再一次被选择。这样，家养物种就沿着对人类越来越有用的方向进化。
可见，相对于自然选择，人工选择能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造就出适合于人类需要的物种。因而，在我们承认人工选择的有限性即由于自然条件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多样性，自然界所造就的物种远比人工造就的多得多的同时，我们似乎也应该看到自从人类产生以后，人工选择也在改变着生物的进化历程，虽然其范围有限，但在它能作用的范围里，其效果却比自然选择更为明显。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人工选择也是生物进化的原因之一。[5]
二、社会进化论、法律进化论
达尔文在自然选择说基础上建立的进化论,不但使直接有关的科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也在其它思想领域引起了深刻变化。就社会进化论产生的意义来说，社会进化论的产生给形而上学及神创世界的物种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对探索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性和对社会发展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就进化论对法律和法学的影响,庞德这样评价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达尔文为那一代人创造了大量的语汇,提供了各种模拟,而且还指明了思路,因此,达尔文的贡献决不亚于拉普拉斯为第一代社会学家所做出的贡献。”[6] 如果说19世纪大陆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法律观是拉普拉斯决定论的产物,英美的进化论法律观则是达尔文学说的产物。[7]
(一) 社会进化论
社会进化论是将变异、自然选择和遗传等生物学概念应用于社会学研究，进而解释社会变迁的一种社会学理论。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有机体是相似的，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延续，进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自然规律。早期的社会进化论代表人物是A•孔德、H•斯宾塞、L•H•摩尔根、E•B•泰勒和L•T•霍布豪斯等人。他们认为，社会进化和生物进化一样，也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是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直线式的发展。人类社会自古至今大体经历了六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即采集经济时代、奴隶制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前中后三个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不断进化，社会发展遵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规律。
与早期社会进化论不同，现代社会进化论不再对社会发展阶段进行猜测，而把重点放在研究不同社会发展的变化模式上。认为社会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渐进的过程,它可借助文化传播以跨越某个或某些发展阶段;从发生学上看，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进化阶段，但每一个社会不一定必须经过所有的进化阶段。工业化导致了相同的制度和社会模式在全球范围的发展。现代社会进化论提出了 5种社会变迁类型：①非必然的进化。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可能会导致进一步进化,但也可能不会发生这种进化。②非直线发展的进化。不存在一个所有社会都必然经过的单一发展阶梯顺序，社会通过相互传播文化，可以跨越某些发展阶段。③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认为协作化竞争更能带来进步。④不含最终目标的进化。⑤非同步的进化。经济的增长、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必然地伴随着文化的同步发展。
(二) 法律进化论
法律进化论观首先产生于英国。这种观点之所以能够产生于英国,这与英国源远流长的经验主义传统有关。近代以来,自培根创立英国经验论哲学后,历经霍布斯的系统化和洛克的发展,最后在休谟那里达到顶峰。达尔文正是循着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在收集了大量的博物学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得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因此可以说,进化论是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作为达尔文学说产物的法律进化论,也是以经验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的。传统的法律进化论秉承经验主义传统,主张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法律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不断进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推动法律发展的是一定环境下人的行动而不是人的理性设计。
关于法律的进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所持观点不尽相同，但在以下几点上传统的法律进化论是一致的：首先，法律是由一定环境决定的；其次，由于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法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在传统的法律进化论看来，法律是对社会环境的反应( 人们不能离开社会的其他方面而孤立的分析法律。如果孤立地研究法律，就不可能理解法律的特征、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和法律的复杂性，也不可能理解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这一观点明显源自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同时，法律受制于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时刻处于变化之中。这就决定了法律不能只是一个静态的固定不变的东西，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变动不居的过程，而且社会前进的速度总是比本质上具有相对性的法律要快。正如梅因爵士所言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的前面的。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结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所谈到的社会是进步的，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决定于缺口缩小的程度。[8]
三、刑法进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