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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动权的思考

周鹏龙



摘要：
作为人权之劳动权，在阶级斗争以及劳资纷争的历史长河里逐渐法定化，具体化，标志着人权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我国大力构建公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权保护和保障必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对劳动权的研究不仅是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逻辑起点，也是劳动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因此对劳动权的界定不仅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劳动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
关键术语：
与劳动权相关之劳动、劳动者、劳动力 历史背景 基本含义 基本性质 劳动权保障
序言：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依靠劳动谋生是人类的一项永恒的要求和必备的手段，但劳动并非自古是以权利而存在的。从“赤裸裸”绝对服从和低贱劳动到给予人文关怀和宪法肯定予以保护的“新装”之劳动权，从一种人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存行为发展至人类宪法性基本权利，证明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胜利。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人权进步之标志的劳动权，是劳资双方利益趋向平衡，和谐的历史斗争的产物，是人权事业推进的伟大硕果。在各位学者前辈启迪下和在罗老师耐心教导下，笔者终于执笔开始写作思考已久的本文。
一：劳动
对于“劳动”这个即熟悉而又似乎陌生的词语，其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无论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管理学等领域都具有不同的含义。本文立足于法学领域，尤其身处劳动法领域，探讨作为劳动法调整对象之劳动。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曾对劳动含义做过精辟的揭示，即：“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消费），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地的活动”，“是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过程。”【1】据此即可认为，劳动是指劳动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客体或者劳动对象进而产生的有助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的脑力和体力的总支出之总和。笔者认为劳动应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劳动首先属于一种静态的资格状态，即劳动本身隐含劳动适宜条件或者资格：第二：劳动表现为以人的自然力为基础的动态创造过程。因此劳动属于静态资格和动态创造过程有机结合的脑力体力的总支出的客观外在实然状态。
劳动类型复杂多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样性。其包括自我劳动、雇佣劳动和公益劳动。自我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供养自己的劳动，也即自养。雇佣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向他人提供劳动，这里包括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我国劳动法中的劳动属于有偿劳动。公益劳动即为公共利益有偿和无偿的提供劳动的形式。
劳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谋生手段或者方式，从奴隶社会开始至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的历史时间段里，劳动被一味的视为低贱且处于绝对服从的地位。随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量的历史较量，使得劳动逐渐成为人权的重要基本内容，日益被国际普遍关注且纷纷宪法化，使得由原本低贱，绝对服从的劳动与劳动权逐渐有机结合，进而改变了“劳动的悲惨命运”。我国宪法第42条明确将劳动既规定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又规定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对于劳动属于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或者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各学者观点不一。各学者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2】：第一：劳动既是公民的法律权利，又是公民的法律义务。第二种：劳动是公民的法律权利或者道德权利，劳动义务在特定之时为法律义务或者道德义务。第三：劳动是公民的一种绝对的法律义务。笔者认为劳动既然能够和权利有
【1】：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1—210页。
【2】：李炳安《劳动权的立宪思考》，载《河北法学》2002年第6期。
机结合上升为人权之劳动权，那么其性质无可非议的依然属于一种权利。作为权利主体的公
民既可以作一定行为，也可以不作出一定的行为，甚至可以放弃权利本身。一个完整的权利应当全面具备这三种选择的可能性，只有这样的权利才属于充分和完全的。然而根据我国宪法对劳动地位或者性质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权利本身的要求。我们经常强调权利义务的统一，但是统一必须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前提，因此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既赋予劳动权利又课以劳动义务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造成逻辑上的错误。因此笔者认为劳动应属于一项权利，但若要强调义务，只能说是基于国家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或者人类发展必然客观要求应有的“不言而喻”的生存和发展义务，更倾向于道德义务或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的义务，而非法律义务。由于劳动是与劳动者人身紧密结合的，因此具有强烈的人身性，作为法律义务在当劳动者不作为时或者不履行时，不能强制要求其履行义务，这不仅有违于人权保护理念而且有强迫劳动之嫌。笔者明知作为最高宪法对劳动的规定，但仍背其道而行，有否定宪法不为法之嫌，因为劳动属于一项义务，是由宪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否认法定义务意味着挑战宪法不为法，。笔者之所以认为劳动属于一项权利除了权利本身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应然的角度来阐述的，这是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的应然的内容。
二：劳动者
当谈及到劳动时不得不涉及到劳动者，即与劳动不可分割的人身载体——劳动者的问题。作为劳动立法核心保障的劳动者，对其解释由于身处领域不同而具有差异性。（1）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其基于人力资本研究雇佣关系为基础，因此在经济学领域的劳动者通常被称为雇员。其特征表现在：劳动者是劳动的所有者，劳动力被雇佣以及劳动报酬是劳动者的主要收入。（2）在社会学领域劳动者被称为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泛指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过程中，具有劳动能力，遵守劳动规则，占据劳动岗位，参与劳动关系的人。（3）在劳动法领域中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公民。
劳动者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但并不一定参与劳动关系）的公民。其狭义仅指职工。职工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经依法参与劳动关系（但并不一定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一般法律意义上上的职工。其狭义仅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依法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劳动法意义上的职工。从劳动者的广狭义界定，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劳动者保护的法律基础不同因而出现不同性质的保护状态，因此这就把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参与同质工作而排除在特殊劳动法保护的“灰色地带”或者边缘。这显然是违背社会公平原则，有社会歧视之嫌。而且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复杂的社会社会环境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劣势在社会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断层现象”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之外还有一大部分劳动者仍然处于劳动法的边缘。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法应该扩大保护范围和对象。因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给予不同身份劳动者平等保护，不仅是人权发展的要求，而且是法律价值的应有之义。劳动法所倡导和发扬的保护社会弱势劳动者的法律精神和人权保护理念应该无条件的给予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彰显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实质平等进而保障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三：劳动力
联结劳动和劳动者的中介重要因素则为劳动力，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活动，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们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使用体力和脑力的总和。”【3】据此，劳动力可界定为人所具有的并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运用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劳动力天然的以劳动者人身作为载体，天生与人身不可分离，其产生和形成具有阶段性或者时间性，储存具有短期性，再生产具有不可间断性，投入使用具有不可分割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第190页。
性，支出具有可重复性以及不可回收性等特点。
劳动力由于其与人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劳动力具有潜在形态（隐形或者内在形态）和外在形态之分。前者即隐含于人体内部，尚处于静态形式和无形状态的劳动力，也即内在尚待使用的劳动力。其创造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尚未转化为现实性；后者则指表现于人体外部处于动态形式和行为联系的外在状态的劳动力，被使用的劳动力才可以外在形态存在并且已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现实性。潜在形态的劳动力是外在形态劳动力的基础，外在形态的劳动力是潜在劳动力的外化或者客观转化。因劳动力可作为买卖或者交易的客体，因此劳动力可作为无形商品或特殊商品，其使用价值体现在使用而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日益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归根结底就是劳动力的买卖或者交易市场，因劳动力具有可交易性的商品属性因可自由流通，那么用人单位雇用劳动者是雇佣劳动者本人还是雇用劳动力，究其实质用人单位使用的是与劳动者不可分割的劳动力，因此即可称为雇用劳动者也可称为雇用劳动力。
笔者本文开始直截了当的从劳动谈及到劳动者以及劳动力，基本目地在于澄清与劳动权相关的几个基本问题，同时也为劳动权的论述做一个前奏准备。
四：劳动权产生的历史背景
劳动，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有的。但劳动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是以权利而存在。劳动权的产生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劳动与权利的结合则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4]
在原始社会，权利义务处于一种没有区别的状态，氏族部落自然地形成了原始共产制度。作为氏族成员的个人，在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无法脱离群体生活，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死亡。他们认为，每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参加集体的劳动、参加集体的分配和消费。同样的，只要不违反习惯和禁忌，氏族群体也不会抛弃任一成员，减少成员就意味着集体力量的削弱和生存能力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双重依赖。氏族成员的劳动是一种内在意识的行为，隐含着朴素的习惯、道德、观念形态的劳动权利义务萌芽与意蕴。“由于缺乏适宜的生长环境，缺乏促进权利发育的阳光、水与土壤，这个萌芽不会发展为现代意义的劳动权。【5】
奴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法律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权利的客体，不能享有任何权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劳动是奴隶无条件履行的绝对义务，劳动的意义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是为奴隶主生产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从而社会不具备生成劳动权的任何条件，甚或连道德意义和习惯意义上的劳动权利都没有。
封建社会中，虽然少数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大多数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部分的土地，为了生存只能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里劳动或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与地主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只有有限制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并且由于封建社会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劳动权没有产生的社会根据和理由，整个社会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劳动力的大规模买卖和转让。虽然这时也出现劳动力出让的现象，但这种劳动力出让并不是现代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而是一种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不存在“劳动权”的问题。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为了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公开使用国家暴力颁布了一系列血腥恐怖的“劳工法规”，赋予资产阶级以特权，用鞭打、烙印、酷刑等手段强迫公民劳动，繁重的劳动折磨着每一个劳动者，劳工权利毫无保障。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自由竞争阶段。由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居于支配地
[4]公丕祥：《权利现象的逻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页。
【5】薛长礼：《劳动权论》，吉林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105页。
位，它要求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这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在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尖锐，以致后来爆发三大工人运动，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稳定统治。
随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无产阶级首先提出争取劳动权的要求，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时提出了“生活、工作或死亡”的口号，这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权利的口号。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也为资产阶级采用法律手段缓和阶级矛盾提供了物质基础。1848年二月革命时，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布了《为全体市民提供劳动机会的宣言》，承认劳动者享有劳动权，第一次以法令形式确认劳动权。【6】这是劳动权的萌芽阶段。
20世纪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雇佣劳动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守夜人”理论，运用政治、法律等手段来调节劳资关系，劳动权入宪是这一时期劳动权发展的重要特征。最早以宪法规定劳动权的资产阶级宪法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从此，劳动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为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接纳。
这个时期，劳动权进入宪法的另一个动力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7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发布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年的苏俄宪法以《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为首篇，首次集中规定了劳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德国为了避免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魏玛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确认公民的劳动权。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公约，更是为劳动权创设了国际法上的保护。
劳动权的产生除了客观政治、经济原因的推动之外，而且还与不同历史背景下为劳动者争取劳动权，提供人文思想和精神动力的伟大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劳动权思想的萌芽阶段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学者的人权理论中，最早提出有劳动权思想的是16世纪初期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托马斯.莫尔，非凡的思想家见证了社会贫富极端两极化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提出人人都要参加劳动，劳动是每个人的权利，又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提出劳动者享有休息的权利，而且强调男女两性劳动不仅注重形式平等而且关注实质平等。
早期资产阶级福利经济思想的倡导者，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经济学体系中首次提出劳动者的重要地位，给予劳动者高度同情，认为劳动是经济财富惟一源泉，而且也不能随便剥夺，劳动所有权是其他一切所有权的基础，因此圣神不可侵犯。 不同时期福利经济学家对与劳动权以及相关问题提出主张，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早期杰出自然法学派学者洛克从自然法角度阐述与劳动权相关问题，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财产权和生存权同等重要，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生存的生活资料进而享有财产权。卢梭认为，劳动劳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人人都要劳动，处在社会中的人应该用自己的劳动来偿付他们的生活费用，以及为大多数人的劳动才是最有价值的。
五：劳动权
劳动权作为人类人权之基本内容，宪法化之基本权利，并非是与劳动与生俱来的，从“赤裸裸”无任何权利可言的劳动到给予宪法肯定和社会人文关怀，不仅是人权事业的伟大硕果，而且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劳资双方历史艰苦斗争的产物。
(一)劳动权的基本内涵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72号

　　
　　《浙江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已于2007年7月26日经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年7月26日

　　浙江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
　　（2007年7月26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了发展新型墙体材料，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促进资源综合利用，推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新型墙体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使用和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的新型墙体材料，是指以非粘土为原料生产的,具有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节约土地和能源等特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墙体材料。

　　第三条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应当遵循技术创新、资源综合利用、节能环保和因地制宜的原则。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工作的领导，将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协调解决新型墙体材料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促进新型墙体材料的发展。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新型墙体材料的推广使用工作，协助有关部门落实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的工作措施。

　　第五条省经济贸易行政管理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统称墙体材料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工作。

　　墙体材料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设立的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工作机构（以下简称新墙材工作机构）具体负责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工作，其管理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发展和改革、财政、建设、国土资源、农业、林业、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科技、环境保护和税务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新型墙体材料研究开发、生产、建筑示范和推广使用的宣传，增强公众使用新型墙体材料、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意识。

　　第七条省墙体材料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省实际情况，确定并公布新型墙体材料的产品目录。

　　县级以上墙体材料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资源状况，制定新型墙体材料发展规划和粘土砖总量控制计划，引导墙体材料产品结构调整，促进新型墙体材料的研究开发和使用。

　　第八条新墙材工作机构应当按照规定职责对墙体材料生产、使用情况实施监督，加强对新型墙体材料研究开发、生产、推广使用的指导和宣传，做好信息交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工作，受理、处理有关举报或者投诉。

　　第九条省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实施国家有关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需要制定本省新型墙体材料建筑应用设计标准、施工技术规程和验收标准的，由省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和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组织起草、审批和发布。

　　省新墙材工作机构应当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第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工作的扶持力度，安排资金扶持新型墙体材料生产项目、应用试点或者示范工程以及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的研究开发与推广使用。

　　第十一条鼓励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企业和个人研究开发科技含量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利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经济适用的新型墙体材料以及相关技术、设备和工艺。

　　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和自主创新的技术开发项目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

　　第十二条企业生产的墙体材料属于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目录范围，企业规模、生产工艺和设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品经法定质量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经省新墙材工作机构认定后，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

　　省新墙材工作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认定的书面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认定决定。对符合条件的，发给认定证书；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新型墙体材料必须符合产品标准，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销售新型墙体材料应当提供该产品检验合格证和产品说明书。

　　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生产、销售新型墙体材料的质量监督，依法查处违反产品质量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四条建筑工程设计单位在设计建筑工程时，应当根据国家和本省新型墙体材料的建筑应用设计标准以及本条例规定，采用新型墙体材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当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的内容进行审查，不符合规定的，不得通过审查。

　　建筑工程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确需变更的，应当经原施工图设计文件的设计单位和审查机构同意。

　　建筑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的要求，对工程施工中使用新型墙体材料情况进行监理。

　　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工程使用新型墙体材料情况的监督，依法查处违法设计、施工、监理的行为。

　　第十五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禁止生产和使用实心粘土砖。

　　为修缮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等特殊建筑物，确需生产和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应当经省墙体材料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本省城市规划区内禁止生产空心粘土砖。

　　禁止新建、扩建空心粘土砖生产项目。对现有的空心粘土砖生产企业，不得新增粘土资源采矿许可。

　　鼓励现有空心粘土砖生产企业利用江河湖淤泥、建筑废弃土等资源生产空心粘土砖。

　　国土资源、农业、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空心粘土砖生产企业取土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违法取土行为。

　　第十七条粘土砖生产企业按照规定关闭或者转产新型墙体材料和其他产品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给予补偿。

　　补偿的具体办法，由省财政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省墙体材料、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八条财政拨款或者补贴的建设项目和国家投资的生产性建设项目,其建筑工程应当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城市规划区内的建筑工程属于框架（含框剪、剪力墙、筒体等）结构的，应当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鼓励城市规划区内其他建筑工程和农村建筑工程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第十九条省墙体材料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商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提出扩大要求使用新型墙体材料范围的具体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条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工程（不含农民个人自建和联户自建住房），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前按照规定标准缴纳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预缴款。在主体工程竣工后根据使用非新型墙体材料总量清算，多退少补。

　　第二十一条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使用范围包括：

　　（一）扶持新型墙体材料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研究开发，支持新型墙体材料生产和应用标准的研究、制定；

　　（二）扶持新型墙体材料生产项目和推广使用示范工程项目；

　　（三）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的宣传、培训和奖励；

　　（四）经同级财政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有关的其他开支。

　　第二十二条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减征、免征或者缓征，不得截留、挪用。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缴、使用、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和本条例规定制定。

　　第二十三条建立墙体材料生产、使用统计制度。

　　生产、使用墙体材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如实统计并申报生产、使用情况，不得拒报、虚报、瞒报。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审查通过施工图设计文件的，由县级以上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省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撤销对审查机构的认定。

　　第二十六条建设单位明示或者暗示设计、施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使用粘土砖的，由县级以上墙体材料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建设单位按照已使用粘土砖的全部数量处每块（折标准砖）零点五元的罚款，但最高罚款数额不得超过二十万元。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粘土砖的，由县级以上墙体材料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按照其生产粘土砖的全部数量处每块（折标准砖）零点五元的罚款，但最高罚款数额不得超过二十万元；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取缔。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未缴纳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预缴款的，由县级以上墙体材料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按日加收未缴金额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二十九条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县级以上墙体材料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委托新墙材工作机构实施。

　　第三十条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新墙材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质量、生产取土和建筑设计、施工、监理等行为未按照规定实施监督检查的；

　　（二）违反规定认定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的；

　　（三）违反规定征缴、使用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的；

　　（四）其他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本条例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2004年3月18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