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安部关于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7·16”输油管道爆炸火灾事故情况的通报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公安部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公安部关于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7·16”输油管道爆炸火灾事故情况的通报
安监总管三〔2010〕1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安厅（局），有关中央企业：
2010年7月16日18时许，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大连保税区的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储运公司)原油罐区输油管道发生爆炸，造成原油大量泄漏并引起火灾。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周永康、张德江、马凯、孟建柱等中央领导同志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同志连夜率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紧急赶赴事故现场，指挥指导事故灭火救援工作，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追究事故责任，并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安全监管总局、公安部要将此事故迅速通报全国，责令各地区、各部门和单位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等环节的安全管理，特别是对危险化学品集中的工业园区，要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安全。辽宁省和大连市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有关负责同志靠前指挥，先后调集3000余名消防官兵、348台各类消防车辆、17艘海上消防船只参与扑救。在张德江副总理的直接指挥下，采取“灭、堵、防”的科学扑救方法，千方百计控制火势，采取多种措施保护附近的液体化工产品罐区，想方设法切断泄漏源。经过全体参战人员的顽强扑救，17日9时45分，事故现场明火基本被扑灭，救援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
为认真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加强港口油品接卸、储存和危险化学品各环节安全生产工作，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现就事故有关情况及有关要求通报如下：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及事故简要经过
国际储运公司是中国石油大连中石油国际事业公司（80%股份）与大连港股份公司（20%股份）的合资企业，成立于2005年9月，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国际储运公司原油罐区的日常运营和检维修工作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石化分公司负责。国际储运公司原油罐区内建有20个储罐，库存能力185万立方米；周边还有其他单位大量原油罐区、成品油罐区和液体化工产品罐区，储存原油、成品油、苯、甲苯等危险化学品。
事故当天，新加坡太平洋石油公司所属30万吨“宇宙宝石”油轮在向国际储运公司原油罐区卸送最终属于中油燃料油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的原油；中油燃料油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天津辉盛达石化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盛达公司）负责加入原油脱硫剂作业，辉盛达公司安排上海祥诚商品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祥诚公司）在国际储运公司原油罐区输油管道上进行现场作业。所添加的原油脱硫剂由辉盛达公司生产。
7月15日15时30分左右，“宇宙宝石”油轮开始向国际储运公司原油罐区卸油，卸油作业在两条输油管道同时进行。20时左右，祥诚公司和辉盛达公司作业人员开始通过原油罐区内一条输油管道（内径0.9米）上的排空阀，向输油管道中注入脱硫剂。7月16日13时左右，油轮暂停卸油作业，但注入脱硫剂的作业没有停止。18时左右，在注入了88立方米脱硫剂后，现场作业人员加水对脱硫剂管路和泵进行冲洗。18时8分左右，靠近脱硫剂注入部位的输油管道突然发生爆炸，引发火灾，造成部分输油管道、附近储罐阀门、输油泵房和电力系统损坏和大量原油泄漏。事故导致储罐阀门无法及时关闭，火灾不断扩大。原油顺地下管沟流淌，形成地面流淌火，火势蔓延。事故造成103号罐和周边泵房及港区主要输油管道严重损坏，部分原油流入附近海域。
二、事故原因初步分析
经初步分析，此次事故原因是：在“宇宙宝石”油轮已暂停卸油作业的情况下，辉盛达公司和祥诚公司继续向输油管道中注入含有强氧化剂的原油脱硫剂，造成输油管道内发生化学爆炸。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分析中。这起事故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大火持续燃烧15个小时，事故现场设备管道损毁严重，周边海域受到污染，社会影响重大，教训极为深刻。
事故暴露出以下主要问题：一是事故单位对所加入原油脱硫剂的安全可靠性没有进行科学论证。二是原油脱硫剂的加入方法没有正规设计，没有对加注作业进行风险辨识，没有制定安全作业规程。三是原油接卸过程中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指挥协调不力，管理混乱，信息不畅，有关部门接到暂停卸油作业的信息后，没有及时通知停止加剂作业，事故单位对承包商现场作业疏于管理，现场监护不力。四是事故造成电力系统损坏，应急和消防设施失效，罐区阀门无法关闭。另外，港区内原油等危险化学品大型储罐集中布置，也是造成事故险象环生的重要因素。
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各环节安全生产工作
（一）严格港口接卸油过程的安全管理，确保接卸油过程安全。一要切实加强港口接卸油作业的安全管理。要制定接卸油作业各方协调调度制度，明确接卸油作业信息传递的流程和责任，严格制定接卸油安全操作规程，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接卸油过程有序可控安全。二要加强对接卸油过程中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的安全论证和安全管理。各有关企业、单位要立即对接卸油过程加入添加剂作业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凡加入有氧化剂成份添加剂的要立即停止作业。接卸油过程中一般不应同时进行其他作业，确实需要在接卸油过程中加入添加剂或进行其他作业的，要对加入添加剂及其加入方法等有关作业进行认真科学的安全论证，全面辨识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与罐区保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加剂装置必须由取得相应资质的单位设计、制造、施工。三要加强对承包商和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坚决杜绝“三违”（违章指挥、违章操作和违反劳动纪律）现象。接卸油过程环节多、涉及单位多，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安全事故。有关单位要增强安全意识，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强化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尤其要加强对承包商的管理，严禁以包代管、包而不管。要采取有效措施杜绝“三违”现象，加强对特殊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使其掌握相关的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操作技能，确保安全生产。建立健全“三违”责任追究制度，依法查处渎职责任。
（二）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各环节的安全管理。各地、各有关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第118次常务会议精神，全面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尤其要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运输、使用等各个环节安全管理与监督，进一步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持续深入地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严格做到治理责任、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预案“五落实”。对重大隐患要实行挂牌督办，跟踪落实。当前，正值高温雷雨季节，容易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各地要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督促有关企业进一步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施的安全监控，特别是加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切实落实责任，强化措施，保证安全生产。
（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合理规划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布局。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认真做好大型危险化学品储存基地和化工园区（集中区）的安全发展规划，合理规划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布局，严格审查涉及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同时，要组织开展已建成基地和园区（集中区）的区域安全论证和风险评估工作，预防和控制潜在的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危险化学品生产和储存安全。
（四）切实做好应急管理各项工作，提高重特大事故的应对与处置能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厂区和储罐区消防设施的检查，督促各有关企业进一步改进管道、储罐等设施的阀门系统，确保事故发生后能够有效关闭；督促企业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加强专兼职救援队伍建设，组织开展专项训练，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加强政府、部门与企业间的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建设，确保预案衔接、队伍联动、资源共享；加大投入，加强应急装备建设，提高应对重特大、复杂事故的能力。各类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要认真研究分析本单位重大危险源情况，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档案，加强监控和管理，建立科学有效的监控系统，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快速处置。与此同时，要加强应急值守，完善应急物资储备，扎扎实实做好应急管理各项基础工作，切实提高应急管理水平。
请各省级安全监管、公安部门在接到本通报后，及时转发至本省（区、市）各级安全监管、公安部门和辖区内各有关企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公安部
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胡某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侵犯商业秘密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刑初字第34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国家秘密与商业秘密都是只限于特定范围人员知悉的事项或信息，对权利人而言都具有实用性、经济性，且都经权利人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主体不同，所涉及的范围不同，取得方式、产生程序、构成条件不同，权利客体、内容及流动性不同以及权利受侵害的危害性不同等。
三、基本案情（本案案情比较复杂，本书仅讨论介绍与商业秘密有关的部分）
2003年5月，力拓公司上海代表处成立，被告人胡某自2004年12月至2009年2月担任该代表处首席代表。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于2008年2月成立，被告人胡某、葛某、刘某分别担任代表处首席代表、销售经理、销售主管。此外，葛某、刘某还曾分别担任力拓公司北京代表处销售经理、力拓公司上海代表处销售主管。罗泊公司上海代表处于2001年9月成立，被告人王某历任该代表处销售主管、销售经理。
被告人胡某在代表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铁矿石的市场开发，产品推荐、长协客户的发展等；被告人王某、葛某的主要职责是铁矿石销售、推荐长协客户等；被告人刘某的主要职责是铁矿石销售等。
2008年至2009年初，被告人胡某利用担任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并负责在中国地区销售铁矿石及发展长期销售协议（以下简称长协）客户的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谋取利益，分别非法收受河北敬业钢铁有限公司李某（另案处理）给予的人民币100万元、河北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香港国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给予的79．87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546．24万余元）。上述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646．24万余元。2003年至2009年6月，被告人王某利用担任罗泊公司上海代表处销售主管，销售经理并经办在中国地区销售铁矿石、推荐长协客户等职务便利，为天津荣程公司等五家单位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7514．43万余元。2007年至2009年，被告人葛某利用担任力拓公司北京代表处、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销售经理并经办在中国地区销售铁矿石、推荐长协客户等职务便利，为中化国际公司等四家单位谋取利益，伙同他人非法收受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694．53万余元，个人实际分得钱款折合人民币245．74万余元。2007年至2009年7月，被告人刘某利用担任力拓公司上海代表处、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销售主管并经办在中国地区销售铁矿石的职务便利，为安阳保泰盈公司等十家单位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78．62万余元。被告人刘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安阳保泰盈公司购买铁矿石。
2008年12月至2009年6月，被告人胡某、王某、葛某，刘某为掌握中国钢铁企业对2009年度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的策略，以便其所属力拓公司制定相应对策，利用该公司在铁矿石贸易中的优势地位，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了中国钢铁企业2009年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的多项商业秘密。此外，四名被告人还于2005年4月至2008年10月间，为力拓公司在对华铁矿石贸易中获取更多的销售利润，非法搜集了中国钢铁企业的多项商业秘密。具体事实为：
2008年12月18日，被告人葛某从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销售经理李某处获悉中钢协于2008年12月17日在江苏沙钢公司召开的会议（以下简称沙钢会议）有关中国钢铁企业2009年度铁矿石进口价格的信息后，于次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被告人胡某等人。2009年4月，被告人胡某指使力拓公司上海代表处员工收集中钢协关于2009年度铁矿石进口价格的文件。被告人刘某遂向多家国内钢铁企业打探，同月29日，从力拓公司的长协客户莱钢国贸公司国际海运部经理王乙处获取中钢协[2009]66号《关于进口铁矿石商务合同开证问题的通报》（以下简称66号文）复印件，并于当日提供给胡某，胡又通过电子邮件上报给了力拓公司高层管理人员。2009年6月8日，涉案人首钢国贸公司总经理理谭某参加了中钢协有关下一步铁矿石谈判工作的会议（以下简称六八会议）当晚，经被告人葛某联系，被告人胡某在北京的中国大饭店与谭某会面。在二人会谈过程中，胡得悉谭希望从力拓公司购得铁矿石的想法，便借此机会从谭处获取了中钢协六八会议有关下一步铁矿石谈判的信息。次日，胡某将上述信息通过电子邮件上报给其上级。此后，经胡某等人帮助，首钢国贸公司从力拓公司购得一船杨地矿现货。2009年6月17日下午，被告人王某，罗泊公司上海代表处负责人与谭某等人就铁矿石进口价格问题进行了洽谈。在会谈过程中，王获悉了中国钢铁企业与淡水河谷公司进行铁矿石进口价格谈判的相关信息。会后，王某通过电子邮件将上述信息向罗泊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作了汇报，同时转发给被告人胡某，罗泊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即通过电子邮件要求王某和胡某确认上述信息，由于胡在同月8日已从谭某处获悉淡水河谷公司与中方有关铁矿石进口价格谈判的相关情况，即于当晚回复电子邮件确认了上述信息的真实性。2005年4月18日，被告人王某在接待山东石横特钢公司外经处处长房某来沪拜访过程中，得悉房希望其所在单位能够成为罗泊公司长协客户，便借此机会从房处获取了中钢协于同月15日在无锡召开的会议（以下简称无锡会议）有关中国铁矿石进口委员会的信息。次日上午，王某将上述信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罗泊公司上海代表处负责人。2005年11月29日，哈默斯利中国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王丙与谭某在首钢国贸公司会面，商谈有关首钢国贸公司求购铁矿石事宜，王丙借此机会从谭处获取了首钢国贸公司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和必拓公司）加价购买铁矿石的信息。次日，王丙将该信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胡某。2008年1月中旬，被告人胡某获悉中钢协当时在南宁召开会议（以下简称南宁会议），遂指使被告人葛某、王某等人搜集会议信息。同月17日，葛某利用力拓公司在铁矿石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从邯郸钢铁公司商运科科长申某处获取了南宁会议相关信息，并通过电话向胡作了汇报。同日，王某等人亦搜集到南宁会议相关信息，并通过电子邮件提供给胡。次日，胡某向其上级汇报了上述信息。同月21日，葛某又向申某索取了南宁会议纪要。2008年10月，为应对当时铁矿石市场需求下降的形势，被告人胡某布置力拓公司上海代表处员工搜集中国钢铁企业有关信息。同月19日下午，被告人刘某非法获取了中钢协于同年10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生产经营座谈会（以下简称北京会议）上有关首钢公司减产情况的信息，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胡某等人。
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沪检一分刑诉[2010]1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某、王某、葛某、刘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侵犯商业秘密罪，并于2010年2月10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2005年4月至2009年6月，被告人胡某、王某、葛某、刘某为了使力拓公司获得更多的销售利润并谋求其在公司的地位和提高收入，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通过首钢国贸公司总经理助理谭某(另案处理)、莱钢国贸公司国际海运部经理王乙(另案处理)等人，多次获取中国有关钢铁企业的商业秘密。具体事实如下：
1．2005年4月18日晚，被告人王某从山东石横特钢公司外经处处长房某(另案处理)处获取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钢协)在江苏无锡召开会议研究铁矿石进口谈判的相关信息，并于次日提供给罗泊公司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
2．2005年11月29日，被告人胡某从澳大利亚哈默斯利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默斯利中国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王丙(另案处理)处获取了此前谭某提供给王丙的关于首钢国贸公司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有限公司谈判购买铁矿石价格的相关信息。
3．2008年1月17日，被告人葛某、王某受胡某指使，将从邯郸钢铁公司商运科科长申某(另案处理)等处获取的中钢协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研究对力拓公司向中国市场投放现货行为采取措施的相关信息提供给胡某。葛某还于同年1月21日向申某索取了上述会议的有关材料。
4．2008年10月19日下午，被告人刘某将其获取的中钢协召开生产经营座谈会以及首钢国贸公司减产的相关信息提供给胡某。
5．2008年12月中旬，被告人胡某指使员工收集中钢协相关会议的信息。12月18日，被告人葛某从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销售总监李某(另案处理)处获取了中钢协12月17日在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会议研究2009年度开付信用证价格的相关信息并于次日提供给胡某。
6．2009年4月下旬，被告人胡某指使办事处员工收集中钢协2009年的铁矿石开证文件。4月29日上午，刘某在向莱钢国贸公司王乙索取了中钢协《关于进口铁矿石商务合同开证问题的通报》副本后，当日提供给胡某，并由胡某提供给力拓公司首席谈判代表。
7．2009年6月8日晚，被告人胡某指使葛某安排与谭某会面，从谭某处获取了中钢协当天下午召开会议研究铁矿石进口谈判的相关信息，并于次日提供给力拓公司首席谈判代表。
8．2009年6月17日下午，被告人胡某、王某将分别从谭某处获取的中钢协同年6月与巴西淡水河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淡水河谷公司)谈判进口铁矿石价格的相关信息，提供给力拓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被告人胡某、王某、葛某、刘某的行为，严重影响和损害了中国有关钢铁企业的竞争利益，使其在铁矿石进口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并致2009年中国钢铁企业与力拓公司铁矿石价格谈判突然中止，给中国有关钢铁企业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其中，首钢国贸公司、莱钢国贸公司等20余家单位多支出预付款人民币10．18亿元，仅2009年下半年的利息损失即达人民币1，170．30万余元。
公诉机关为支持上述指控，向法庭出示了以下证据：证人房某、申某等证人证言，电子邮件、资产评估报告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等书证、鉴定结论以及被告人胡某、王某、葛某、刘某的供述等。
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胡某提出：对于起诉指控的有关首钢国贸公司加价增购铁矿石以及首钢公司减产的信息，其未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主动搜集相关信息，而仅实施了被动的接收行为；对于起诉指控的有关中方与淡水河谷公司谈判的信息，其并不知情，故不应认定其参与了本节犯罪。胡某的辩护人还提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相关商业秘密与起诉认定的损失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胡某所涉七则商业秘密中，很多是胡被动获悉的，对此不能认定为采用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胡某并未参与起诉指控的全部八节事实，而起诉认定的损失系八则商业秘密被侵犯造成的结果，故胡不应对全部损失承担刑事责任。
被告人王某辩称：其在主观上并不明知起诉指控的三则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其并未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具体而言，在起诉指控的第一节事实中，其只是根据工作职责将房某提供的中钢协无锡会议相关信息报送给上级；在起诉指控的第三节事实中，其并不知晓南宁会议的情况，只是将他人所发相关邮件的内容整理后转发给胡某；在起诉指控的第八节事实中，系谭某在会议中主动透露中方与淡水河谷公司谈判的相关信息，当时罗泊公司上海代表处负责人亦在场，其只是根据工作职责将相关信息予以记录并上报。王某的辩护人除同意王本人前述意见外，还提出：王某所涉三则信息与起诉认定的损失结果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在起诉指控的第一节事实中，中钢协无锡会议相关信息在王获悉前已在相关网站上公布，不具有非公知性，故该信息不属于商业秘密；起诉指控侵犯商业秘密系单位犯罪，但王某与胡某分属不同公司，公诉机关并未明确王某所在的单位构成犯罪，故指控王某构成相应的单位犯罪属程序违法。
被告人葛某辩称：在起诉指控的第五节事实中，其只是将他人获得的中钢协沙钢会议信息转告给胡某，并未直接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搜集；在起诉指控的第七节事实中，其对于胡某与谭某见面的目的及双方交谈内容均不知情，故本节不构成犯罪。葛某的辩护人还提出：葛某所涉及的三则信息不具备刑法上商业秘密的基本特征，不能认定为商业秘密；葛某仅实施了转述他人获得的信息以及安排胡某与谭某会面等行为，并未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相关信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葛某所涉三则信息与本案的损失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本罪属结果犯，故应认定葛某无罪。
被告人刘某辩称：起诉指控其涉及的首钢公司减产信息不属商业秘密，且无证据证实其获得该节信息的具体手段。刘某的辩护人还提出：刘某所涉及的首钢公司减产信息不具有非公知性，故不属于商业秘密；刘某系利用与王乙的私人关系获得中钢协66号文《关于进口铁矿石商务合同开证问题的通报》，并未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本案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结果并不客观，与刘某所涉两则信息之间的因果关系亦无证据能够予以证实；即使刘的行为构成犯罪，刘某也是主动供述了未被侦查机关掌握的侵犯商业秘密的相关事实，应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综上，建议法庭对刘所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减轻处罚，所犯侵犯商业秘密罪从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为支持上述相关辩护意见，胡某的辩护人提交了“中钢协立‘军令状’今年铁矿石价格要降到07年水平”、《钢铁行业进口铁矿石贸易秩序自律公约》等书证；王某的辩护人提交了证人马宁、徐学禄，宋素玉、王伟的证言、铁矿石购销合同、进口代理协议、购销明细表等书证；刘某的辩护人提交了《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报告（2005-004）》、北京晚报“首钢老总和盘托出搬家秘密：2010年熄北京高炉”、首都建设报“首钢北京地区压产400万吨，首钢搬迁后遗有的工业区旧址将由首钢自主开发”、财经网“中钢协：中国钢企铁矿石预付款下调为60％”、第一财经日报“中钢协拒绝接受力拓降价20％，称降价幅度太低”等书证。
四、法院审理
针对控、辩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一)关于涉案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的问题。
辩方提出，在本案八则信息中，中钢协无锡会议、南宁会议、首钢公司减产相关情况及66号文均不具有非公知性或实用性，故不属于商业秘密。经查，有关司法鉴定意见书、首钢国贸公司等权利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本案八则信息在被告人获取之前，相关权利单位均采取了保密措施，相关泄密人员也均知晓自己的保密义务，且在被告人获取相关信息之时均未解密，故上述信息具有非公知性；从相关信息内容来看，各条信息均与铁矿石贸易及贸易谈判相关联，直接关系到权利人的经济利益，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具有实用性。故上述信息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商业秘密的特征，应认定为商业秘密，辩方的相关意见不能成立，辩护人为支持该项辩护意见而提供的相关证据亦不予采信。
(二)关于四名被告人是否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问题。
辩方提出，本案所涉八则商业秘密中，部分系相关企业人员主动透露，部分系他人获取后转告给被告人，还有部分具体来源不明，故不能认定四名被告人系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经查，胡某、葛某、刘某、王某等人供述均证实，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及罗泊公司上海代表处的员工负有搜集信息的职责，且在特定情况下胡还布置下属员工搜集具体信息。其次，四名被告人及涉案人谭某的供述、证人房某、申某等人的证言证实，在相关中国钢铁企业求购铁矿石或要求成为长协客户的场合，被告人获取了本案部分信息。再次，多名被告人及涉案人员均供述，多年来，力拓公司、罗泊公司在对华铁矿石贸易中大多处于优势地位，故中方钢铁企业相关人员在被告人探询涉案信息时均尽量予以满足。最后，司法鉴定意见书、权利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本案八则信息均经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从公开途径无法获取。据此，可以认定上述信息系被告人采用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
(三)关于本案损失认定是否合理及相关信息被泄露与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问题。
辩方提出，起诉认定的损失并不合理，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经查，四名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范成海、苏根强等人的证言、首钢国贸公司等权利人及中钢协出具的情况说明均证实，本案中有关中钢协会议内容及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信息属于相关企业的商业秘密；各被告人所在单位非法获取中国钢铁企业有关谈判策略等商业秘密后必然采取措施，使中国钢铁企业在谈判上陷入被动局面，这对于中国钢铁企业开展铁矿石谈判及其竞争利益均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上述事实还得到了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进一步确认，该评估报告系经具有合法资质的评估机构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通过现场访谈、市场调查、评定估算等方法作出，评估所依据的基础数据客观真实，评估程序合法有效，故对该评估结论应予采信。综上，各被告人的行为与相关权利人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四)关于被告人刘某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的问题。
刘某的辩护人提出，刘在侦查机关未掌握的情况下如实交代了侵犯商业秘密的事实，应认定为自首。经查，刘某并非自动投案，且其侵犯商业秘密的有关事实在到案前已被侦查机关掌握，故依法不能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
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某、王某、葛某、刘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分别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胡某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王某、葛某、刘某作为单位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其行为均又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依法应予数罪并罚。胡某、葛某、刘某在侦查期间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当庭亦能认罪，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鉴于胡某、葛某、刘某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胡某的涉案赃款已全部退缴，王某、葛某、刘某的涉案赃款已部分退缴，对上述四名被告人均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最后，法院判决：
一、被告人胡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二、被告人王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百万元；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百万元、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三、被告人葛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四、被告人刘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