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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幸免与否，律师当高歌猛进---兼谈法曹三界律师业 　　　　

张生贵


　　李庄案件的法律关系及证据内容并不复杂，明显是一起简单的案件，所以渝方司法从侦到审仅有了半个月时间，但李庄案件又显得十分复杂，如何落罪，如何采证的问题真够头痛的，此案现已审结待判。李庄案个可否如同DYJ案一样能找到一个免予处罚的台阶，此案即便画上句号，也不能停息学界们的强烈争论。公众最为关注的是司法回归独立的原点和公正的原点，偶看这次审判是非常普遍的，但其实不然，这是一次标志性的审判。本案“开创”了刑事被告人立功免死或立功减刑的“新局面”，为刑事被告人立功证据找到一个“合理”的素材，给本处于“寒冬季节”的辩护律师布满更具风险的雷区，使中国刑事辩护制度披上了一层“神奇”面纱和诡异色彩。

　　一方面这是一个刺激的令公众十分好奇又倍受关注的案件，可以从中揣摸出司法对待辩护职责及委托人行为和动机的最佳案例，尤以社会对律师辩护的普遍看法，对从业律师或将要从事律师的有志之士而言，有机会通过本案的侦诉审会更加深入地了解重庆司法界怎样想怎样做的，这会对人们看律师辩护是一次很现实的考验。

　　从远角看，法律生活对公众而言是很枯燥的，透过李庄案看，法律对律师又是很危险的，律师职业者的每一天都面临着同样的日子，这不是律师想要的，当然也不会是民主法治制度想要的，而是某些利益外界的多种因素强加的，如果再靠近一点观察，律师的这般生活由此充满无尽“活力”，甚至是了不起的。律师的权利来自委托人授权，如桥梁纽带媒介一般，在权力与权利之间提携平衡，而现在的情况却是纽带即将被折断或处于危险，委托人的权利回归委托人，等于病人脱离医师自己救助一样。“龚刚模们”说我不需要医生救治，我要自己治病，由此引伸委托人的生活和律师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如果都面临这样的局面，无论你是高官或是普通百姓，也无认你享有知识分子还是城乡居民，处境无不堪忧。

　　李庄案件进入审判，本身仅仅是个外在表象，案件背后有着难以述清的问题。此案应是当今社会司法现状和律师职业对冲矛盾的活教材，最终控诉的并不是李庄这个人，是处于这个时代的司法体制及法治理念的风向标，让笔者带大家看个究竟，李庄案件的审理为了实现什么？又能实现什么？李庄辜免与否　律师当高歌猛进。

　　面对中青报核心首发报道，有人听信了，也有人不大相信，有的人寄托于司法公审看结果，也有的人连司法程序一并打入怀疑之例，实践中能否带给我们准确答案，其码的问题是审理中用作重要控证则无一到庭，风口浪尖上的本案令人关注着每一下环节，本案的审理完全靠证人证言，证言又是最易变化多端且不能稳定的证据。2009年12月13日重庆警方认为手头有了所谓的证言，进京直捕李庄，接下来是不是进入具有现代意义的审判，公众在试目以待中发觉庭审中没有了证人的证言，被告人又反复提出申请，法庭一一驳回，直入实体审理，也许直接判决也在此中。可怜的被告提出的异地侦办、异地起诉、异地审理的要求未被重视，渝方自家人审自家人办的案子，程序上的问题尤如被告人反咬辩护人一样地痛心。我国虽然素有重实体轻程序之传统，但现代刑事诉讼以程序尤为关键，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诉讼代理人辩护人伪证罪，此罪往往涉及到承办机关与被查利害案件形成同侦、同诉、同判，应予特别注重程序正义才是防止游戏规则被游戏良方。

　　西方的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对证人的交叉询问是如此令人记忆深刻，法官允许证人来到这里，为查明案件并要传唤更多的证人，从交叉询问中发现矛盾的证言并加以排除，还原案件真实或本来面目，不可轻信证言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明确规定，但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司法顺行“宁可错放不可错判”与我国实行“宁可错判不可错放”确有不一，如此一来，重庆的审理尚可不能说成是现代意义上的司法。说到这里不由让我想起一案，某君为追要无借条的借款，曾多次在众人面前大说特说被告借款，后某君将此案诉向法院，某君找来二十多名证人证明曾听该君多次向被告主张债权之事实，一审据众证词判令被告偿债，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经审理后判决驳回某君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没有书面借据，众证人的证词不能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民事案件有如此精明之判，何况刑事案件，我们能否对百人以上的证人证明某君杀人而未查到尸首的案件判处死刑呢？答案应当是简单的。法律的规定算规定，实践中会有那么多的例外出现，不由让法律工作者对此案的审理提出许许多多的为什么？有很多业界认定李庄的命运体现的是法律的不公正，但笔者想说这种关于不公正的看法是否就公正。律师这个在我国颇有争议的职业说起，人们历来对律师褒贬不一。有许多人认为：律师是救无辜出于水火的正义使者，从一个又一个复杂各异的案例中催生鲜活而有生机的法律及法律制度，维护了社会正义秩序，供人们享受自由和遵从权利，社会才显得更加富有生气，达到自然界与人类的逐步和谐，人与人的逐步和谐，经济发展、政府权力与法治进程的逐步和谐。记录显示律师所接受的工作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都是奉献给那些付不起钱的委托人。大律师相马说：天塌下来也要把正义坚持到底，他用十多年的时间免费代理松尾政夫再审请求案件，洗雪了历时三十多年的冤案，当再审宣判时，委托人松尾政夫已经在半年前故去了。也有人认为律师是挑词架讼唯金钱为目的的极端拜金主义者，百年前西方作家狄更斯在他的作品中这样抱怨：律师的生活是由许许多多吵嘴争斗编织成的，他们考虑如何斗嘴，研究如何争吵，除了介入各种各样的纠纷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其他嗜好感兴趣了。乔纳森斯威夫特则猛烈抨击到：律师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阶层，年轻时就受到畸形的教育，根据人们给付钱币的多少决定自己的观点，或者把黑说成白或把白说成黑，为了挣到钱不惜连篇累牍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笔者在此将公众对律师职业不同看法这个命题，认为是再不需要做探讨的问题，原因在于，不论律师是为金钱辩护，还是为正义辩护，他们都是在为当事人辩护，这一点已经足够了。律师同其他职业一样，当然有着维系生存收费的一面，面临经济危机及就业难的现状，放展司法资格考试让更多人进入律师队伍，意味着就业指数越来越高，同时也意味着律师的门槛越来越低，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职业一词往往是指一群人从事一种有学问有修养的艺术工作，共同发挥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为谋生手段，但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在美国律师是一个复杂的法律制度的专家，犹如法院里的官员一样，以一种替大众服务的精神运用他的知识。虽然法律界人士散布全国各地，并无统一组织，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同盟，那就是高悬于他们心中的法律之剑。无论任何国家的任何个体，相对于国家机器的法庭、监狱、警察，不可质疑地都成为弱者。

　　律师是这样一个阶层，似乎对正义比什么都感兴趣，他们的出发点是代表法律行使职责。现实生活中，许多检察官都期望予刑事被告人受到重责处罚，并将此视为检察官的正义，他们把胜诉等同于个人的胜利，同时为自己的努力使政府体味到胜利而感到沾沾自喜，这样的话，犯罪嫌疑人就要面临不应加之于他的危险，一旦被带上了法庭，他的命运已经不由他决定了。那么法官呢，法官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案件认为都没有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法官原则上当然可以超然之外，不偏不倚，但是现实中我们不能不看到，法官也是人，法官都有着常人所拥有的情感和爱憎，虽然他们对正义是十分关注，对理智是十分敬重，但是法官都把自己看作整个司法制度中的一部分，是警察和检察官的延伸，司法监督权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法官更希望罪犯被认定并被投进监狱，而且他们希望这个认定是唯一正确的，虽然法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官把上级法院对原判的否定看成是对个人的不良评价，看成是事业上的失败，因此，法官极尽谨慎地维护法治和正义的同时，又难免因为对结果和个人前途的关注而忽视这个职责的本意。现代抗辩制度的司法体制造就了律师职业，正是因为律师职业群体的存在，司法才大都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结果，少有无辜的被告定罪，真正的罪犯也逃脱不了惩罚，原因就在于存在着有辩护律师与检察官的对抗，民事诉讼中原告委托人与被告委托人的对抗，如同汽车的左轮右轮，缺了哪个汽车都不能前行，这种程序允许双方充分表达，这种表达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某一次结果也许不是最准确的，最公正的，最符合立法精神的，也许坏人被放纵，好人受冤屈，但总体上公平得到了保障，这是司法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功能所在。这一点不同于中青报所言律师辩护成功率百分之五与不成功百分之九十五的关系，司法程序正义重于实体正义的理念即在于此，这同时也是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律师的荣誉的真正来源。

　　律师对通往胜诉的道路做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报以披荆斩棘的勇气，使出呼风唤雨的本领，持以谨小慎微之细心，无论如何在法庭这个战场上永远重复着这个规律，律师知道获胜的总是强者，总是那些一往无前，律师以大智大勇沉着冷静在法庭上倾诉法律和事实。当然和其他任何职业一样，律师队伍里也有莨莠不齐，最好的律师是决战家，懂得如何冲锋陷阵，如何纵横捭阖，如何占领对手的营盘，最好的律师又心细如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从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的专家。律师帮助着一个近似公平的法庭获得健全的判决，律师的终极任务是建立发展和阐明数世纪内管制人类行为的法规，并推行各种人权原则及影响力，借以支配未来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假如法院工作中没有了律师的推进，司法现状如果施以律师辩护过程的险象丛生和危机四伏，那将是怎样一幅可怕的景象。律师只所以是律师，在成为一名律师之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或者说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心路历程。律师身份往往标志着拥有更多的法律技能，现在的青年人心里总会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成功的律师，律师是怎样练成的，答案很简单，要做的就是找到适合案例教育的老师教授你辩护之道，接下来的日子将会在紧张和焦虑的气氛中度过，不论进食、呼吸、饮水、抑或睡眠时都不能摆脱对法律的研修，要知道天下并没有不经历苦涩而成熟的果子。还要不厌其烦地深入了解法律制度中如何产生有律师、法院和立法机关解决问题所要经历的程序，学会如何处理法律的立法理由，不断地把法律理论与具体事件联系起来，把事实和理论结合起来，透过理论观察社会政策或实际执法中的基本问题。可以想象如此训练的人通常是不易屈服，不肯轻信，讲求实际和富于智谋的。为了拯救和保护当事人，律师不顾风险，不惜牺牲，律师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和困难，不排除其中辩论技巧的培养，因为，这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律师是公众的仆人，就像病人患病需要请医生为其诊治一样，当一个人受到指控时，他完全可以聘请律师为其辩护，律师接受他的聘请，乃是履行神圣的职责，为当事人辩护，并不等于袒护，并不等于开脱罪责。只要我决定接受这个案件，摆在面前的就只有一个日程，打赢这场官司，我将全力以赴，用一切合法的手段把委托人解救出来，不管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即使我了解到有一天我为之辩护的委托人可能再次去杀人，我不打算对帮助这些谋杀犯开脱罪责表示歉意，或者感到内疚，因为，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不敢说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我会做何感想，我知道我会为受害者感到难过，但我不希望我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就像一个医生治好一个病人，这个人后来杀了一个无辜者的，这是大律师德肖微茨的看法，这个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英国律师享利在1802年说，辩护律师出于对委托人的神圣职责，只要受理该案就只对他一个人负责，他必须用一切手段去保护委托人，使他免遭伤害，减少损失，尽可能地得到安全，这是他最高使命，不容有任何疑虑，他不需顾忌这样会给别人带来惊慌和痛苦，这样做会招致苛责以及是否会使别人毁灭，他不仅不必顾忌这些，甚至还要区分爱国之心与律师职责，必要时就得把赤子之心抛到九霄云外，他必须坚持到底，不管后果如何，为了保护他的委托人，如果上天注定必要时把国家搅乱也应在所不惜。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下，有一架天平，一端是自己的委托人，一边是政府或另一方，律师就是放在委托人盘中的砝码，使这个天平尽可能地平衡，而不论这个盘子里是黄金还是腐肉。

　　当然，律师要对是否接案应当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坚持自己一贯而行之的准则，对于那些自己没有能力办理的案件，律师绝不可因为面子或出于经济方面考虑就滥竽充数，勉强充当辩护人，这是律师对当事人高度负责的表现，假如一位精通地产方面的律师，对离婚诉讼不甚了解，却热心帮助办理离婚，恐怕就不适当了。

　　一般来说，几乎所有的刑事被告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是罪行轻重的差异，而他们一旦成为被告，无不惊恐沮丧，此际因为关注自己的生命和自由都变得象绵羊一般地胆怯，隐瞒真相成为最常用的本能手法，这种情况不仅针对检察官、法官，对辩护律师也是如此炮制，但是，他的冰清玉洁的自述根本不能让法庭上的人动心，相反，律师会因无法摸到那些真正对他有利的东西而迷惑不解，庭上一旦控方拿出有力的证据，便会使他用谎言沙石构筑的华丽大厦轰然倒塌，被告和律师就得一同体味谎言和轻信杂交出的苦果。刑事诉讼被告甚至民事诉讼当事人对其委托的律师自然不信任是经常的。

　　对于委托人，律师是举足轻重的，但律师必须想到自己是因为委托人才拥有律师的荣誉，律师面对当事人时，他唯一所能做的是解放自己，也就是毫不隐讳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这也就解放了自己的委托人，至少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诚然，大多数律师对自己的委托人是否确定有罪的问题采取不说便不问的原则，但是，如果对自己的委托人了解的还没有对方多的话，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好的律师应尽量踩着法律的边沿走，偶尔也越过他。

　　从李庄案件以及此前判决过的不少律师身上看到，律师四面出击因而他的敌人可谓众多，许多人选择了“对手”这个温和一点的词语来代替“敌人”，但温和并不意味着妥贴，更谈不上精确，律师与检察官、与对方律师、甚至与法官及陪审员做着最直接的对垒，看谁更坚决，谁更自信，谁更能讲出道理，此时，说服自己并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说服拥有裁判权的法官，说服那些在判决书上签字的人，如果一个律师让检察官或对手总是面带微笑，恐怕这个律师或者是天才以至于让检察官或对手忘记自己的身份，或者他是蠢的只等那个沮丧的委托人突然醒过来一脚把他踢开。


张生贵　北京天依律师事务所



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类推/漏洞填补
内容提要: 刑事诉讼法在实施过程中，当出现特定类型的法律漏洞时，基于司法者不得拒绝裁判以及类推适用的结构合理性，可以以类推适用等方式进行漏洞填补，这是顺利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必然要求。类推适用有授权式类推、个别类推和整体类推几种具体方式。在进行刑事诉讼法的类推适用时，必须遵循合宪性原则、不得作不利于当事人的类推原则以及必要的司法克制原则。


与其它实体法律法规一样，作为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在适用过程中，必然会有漏洞存在。在我国，当刑事诉讼法存在法律漏洞时，能否采取类推适用的方式进行漏洞填补？在学术界，基于对1997年以前刑法类推制度的反感和恐惧，鲜有人提及刑事诉讼法的类推适用问题。而在实务界，遇有明显的法律漏洞时，则通常通过案件请示制度解决问题，由上级司法机关以批复等形式进行解释，甚或直接否定当事人的诉求。因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刑事诉讼法类推适用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前辈和同仁。

一、刑事诉讼法能否进行类推适用

（一）司法者不得拒绝裁判（注：此处的司法机关不得拒绝裁判并非仅指司法机关不得以实体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对案件作出实体裁判，更重要的是意指司法机关同样不得以程序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作出程序上的处理，也即此处所指的是一种广义的法律适用，包括实体法及程序法的适用。）

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法官不得因法无明文规定为由而拒绝裁判，或者说法官“禁止拒绝权利”。[1]（P247）在法律没有对争议的事实情况进行相应的规定时，法院依然有义务对管辖范围内的待决法律案件作出判决。因此，禁止拒绝裁判成为法院在漏洞领域进行“立法”的依据，[2]（P1441）在实体法上是如此，在程序法上也同样如此。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规定极其简单，对许多问题没有规定，典型的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先予执行、财产保全问题。但若当事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先予执行或财产保全的申请，法官也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断然拒绝。法院必须裁判诉至公堂的法律纠纷，无权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起诉，并让当事人自己找立法者解决。因此对于法院来说，不存在无法判决的问题。人们期待法院和法律信条学对一切法律纠纷作出判决，对所有问题给出答案。换言之，必须尽可能的在诉讼中找到答案。这就是法学和其它科学的根本区别之一。因此对于法学、尤其对司法而言，不允许遗留任何无法解决的问题。[3]在刑事诉讼中，审判者同样不得因刑事诉讼法有漏洞而拒绝裁判，而只能通过类推适用等手段进行弥补，最终发现规则并作出裁判。如在上述情况中，虽刑诉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先予执行、财产保全未明文规定，但从本质上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依然是一种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遵循同样的审判原理，依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0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此法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直接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中先予执行和财产保全的相关规定，而不能对当事人的请求直接驳回或不予理睬。（注：法律适用及漏洞填补的主要主体是法官，但基于检察官本身的司法属性，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独立的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权，也属于本文所指的“司法者”，同样也面临法律漏洞问题；另外，我国警察在刑事诉讼中也要适用刑事诉讼法，在侦查阶段也会面临法律漏洞问题，故本文中的论述也适用于检察官和警察。当然检察官与警察的法律适用在效力层级上低于法官，而在应然上，检察官的法律适用效力层级高于警察。详见万毅：《检察官法律解释权研究》，载《东方法学》2009年第3期。）

（二）类推适用的结构

类推适用的结构可分为两个层面，逻辑结构层面与价值评价层面。从逻辑结构上看，类推适用是指将法律针对某构成要件A或多数彼此相类似的构成要件而赋予之规则，转用于法律所未规定而与前述构成要件相类似的要件B。转用的基础在于两种构成要件在与法律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上彼此相类似，因此，二者应作相同的评价，也即是说，基于正义的要求，同类事物应作相同处理。[1]（P258）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自诉案件进行审查后，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但如果自诉人的主要证据是言词证据，且该证据是通过极其不人道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该如何处理呢？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虽然在诉讼法理上，对于私人的一般违法证据并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对于极其严重的违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依然应当予以排除。[4]所以，对于这种情形，既然自诉人的证据应予以排除，无法采用，自然等同于缺乏证据，也应当说服其撤诉或驳回。此例中，缺乏罪证与罪证因严重违法而被排除在构成要件上具有类似性，最终都产生证据不足的评价，因此可以类推适用。

然而，类推适用的逻辑结构仅仅是一个形式，其实质却是建立于规范目的基础上的价值评价，在进行类推适用时，必须进行有说服力的说明，即为何将某个法律价值标准适用于法律没有规定的事项，这就是类推适用的价值评价层面的结构。类推是一种“由特殊到特殊”的形式逻辑，本来在逻辑上就疑窦重重，即为何要将对某特殊情况的规定适用于另一特殊情况。因此，在类推适用时，要从个案的情形、法律漏洞的产生原因、法律规定的文义、规范目的等多个方面进行衡量。[2]（P1452）法学上的类推适用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评价性的思考过程，而非仅形式逻辑的思考操作。[1]（P258）只有同时符合逻辑结构和价值评价的要求，才是合理、圆满的类推适用。

综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进行刑事诉讼法的类推适用似乎已无疑问，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理论与实践也早已证明这一点。在德国，基于“禁止拒绝权利”的观点，由法院填补法律漏洞的必要性，在19世纪原则上已被承认。[1]（P247）如在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在刑罚执行程序或自由刑之执行程序中并未规定必要的律师辩护问题，较好的见解是可以进行类推适用第140条第2项之必要的律师辩护规定，以充分保障被执行者的合法权益。[5]（P154）在日本，类推适用在刑事诉讼中也是常见的漏洞弥补方式。如其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对询问证人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主要是关于交叉询问的顺序、主询问的事项、反询问的事项、询问的方法、诱导询问等等，但对于询问鉴定人和翻译人等却没有详细规定，因此询问鉴定人和翻译人时类推适用上述询问证人的规定。[6]（P236）再如其刑事诉讼中关于送达起诉书的事项，除适用刑事诉讼规则的情况以外，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有关法令的规定。但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利益，不能公开送达。[6]（P130）在我国台湾地区，理论上认为，类推适用的前提乃存在法律漏洞，一般而言，刑事诉讼法并不禁止类推适用，如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中对于第二审上诉明文规定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但第三审中却无相应条文。从规范目的上判断，这并非立法者有意排除，而是立法漏洞，因此得在第三审中直接类推适用上述不利益变更禁止条文。基于宪法优位性的积极意义，有时不但不能禁止，反而应当类推适用刑事诉讼法。[7]（P21）

二、刑事诉讼法类推适用的漏洞情形

在刑事诉讼法中进行类推适用的前提是存在刑事诉讼法漏洞，漏洞绝非一个简单的形式概念，而是需要进行形式与实质的综合判断才能得出的结论。故在此对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漏洞进行简单梳理，以明确刑事诉讼法可以进行类推适用的漏洞情形。

（一）无意识的漏洞和有意识的漏洞

只有当法律对其规整范围中的特定案件类型缺乏适当的规则，也即对此“保持沉默”时，才有法律漏洞可言。然而，这种沉默可分为“有意识的沉默”和“无意识的沉默”，前者如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针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设立如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而仅仅赋予被害人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和提起自诉的权利，以及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核的权利，[8]这显然是立法者根本就不愿设立强制起诉制度，而并非无意识的疏忽。后者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4条规定，判决书应当由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和书记员署名，并且写明上诉的期限和上诉的法院。却并未明确裁定是否应当由上述人员署名以及是否应写明上诉的期限和法院，这显然是立法者的疏忽造成的，并非故意的沉默。

对于无意识的漏洞，需要进行类推适用等漏洞填补方法。如上述的裁定是否需要合议庭人员署名以及写明上诉期限和法院的问题，若不署名，就无法判断审判组织的合法性，若不写明上诉期限和法院，就无法保障当事人的上诉权，因此实践中裁定都是署名的，也均写明上诉期限和法院，这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一漏洞的类推适用。而对于有意识的漏洞，通常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漏洞，立法者对要规范的事项故意保持沉默有两种可能，一是或许立法者根本就不想进行此种规范，如上述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设立强制起诉制度是立法者本无此意；二是立法者故意留给司法者作出决定，这种情况大多是一些不明确用语的问题，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何谓“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就是立法者留给司法者判断的问题。因此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不需进行漏洞填补。

（二）开放的漏洞和隐藏的漏洞

所谓开放的漏洞，也可称之为明显的漏洞，即就特定类型事件，法律欠缺依其目的本应包含的适用规则。大多数的漏洞都属于开放的漏洞，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证人作证，审判人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但并未明确规定鉴定人、翻译出庭作证时，是否要向他们进行上述告知，这就是明显的漏洞。对于开放的漏洞，通常是通过类推适用等方式进行弥补。

而当就某类事件，法律虽然含有得以适用的规则，但该规则在评价上并未考虑此类事件的特质，因此，依其意义及目的而言对此类事件并不合适，这便是所谓隐藏的漏洞。这种漏洞的产生原因在于范围过广的规范条文没有包含应有的限制，致使在同一规定之下出现了“不同情况，作相同处理”的情形。此时就需要将不符合立法意图的内容排除出去，保留符合立法意图的部分。这种漏洞的处理方法称之为“目的论的限缩”，其方法论基础就在于“不同类的事件应作不同处理”。[1]（P268）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但这一条文若适用范围过宽，就容易滋生侦查机关滥用权力限制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弊端。因此，为防止这一弊端出现，国家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这就是目的论的限缩。从形式上看，其与类推适用是相反的方向，但二者遵循的却是同样的法理，即同类事物同样对待原则。

（三）规范漏洞和规整漏洞

所谓规范漏洞，即某个法律规定的规范结构不完整，缺少必要的组成部分的漏洞，此时规范本身是不圆满的，缺少的必要部分导致规范根本无法适用，[2]（P1425）审慎制定出来的法律很少会有规范漏洞，但粗线条的法律规定往往规范漏洞较多，这实际上属于法律错误的一种。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但这种控告向何机关提出、处理的程序以及对结果不服如何救济等都没有规定，因此根本无法真正适用。对于规范漏洞，在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以类推适用等方式进行漏洞弥补的，而必须由立法机关对缺少的必要组成部分进行填补，或者由司法者进行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使规范圆满之后才能适用。

大部分的法律漏洞并非涉及个别法条自身的不圆满性，而是整个规整的不圆满性，也就是说，依根本的规整意向，应予规整的问题欠缺适当的规则，这就是所谓的规整漏洞。对于规整漏洞，司法者必须以合于法律的规整意向和目的之方式，填补法律规整的漏洞。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整漏洞也是占绝大多数的漏洞情形，例如上文中所举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先予执行、财产保全问题。再如在刑事诉讼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证据有灭失、隐匿的危险，因此当事人应当有权申请司法机关进行证据保全。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未对起诉前、起诉后的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问题作出规定，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证据保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我国《民事诉讼法》都已在第74条规定了证据保全制度，这显然是刑事诉讼法在此方面的规整漏洞。因为规整漏洞本身属于“违反计划的不圆满性”，也即和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不相符的，因此对于规整漏洞，司法者必须以类推适用等方式进行漏洞弥补后才能作出裁判。所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当事人若申请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进行证据保全，则可以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证据保全的规定。

三、刑事诉讼法类推适用的几种方式

（一）授权式类推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存在法律明文授权类推适用的规定，如依《刑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关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回避原因、回避程序的规定类推适用第28、29、30条的规定；第195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上诉或者抗诉案件的程序，除本章已有规定的以外，参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进行；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授权式类推的原因是为了避免繁琐重复的规定，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可以类推的事项作出规定。因此，司法者在进行授权式类推时，过程较为简单，只需将被授权的法律规范直接类推适用至未具体规范的事项之中，甚至不需要进行二者在逻辑结构和价值评价上是否相似的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授权式类推究竟是法律已有明文规定，在其不明了的地方是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解决的，不属于漏洞填补的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个别规范的授权类推还是整体的授权类推，授权式类推从本质上看，依然是类推适用的一种，只不过是法律明文允许的类推适用。因此，在进行授权式类推时，依然要遵循一般非授权式类推适用的原则，而不得以法律明文规定为由任意类推。

（二）个别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