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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务会计”折射我国社科学术界的浮夸风

于朝

【摘要】
我国一些学者，不了解中国司法会计专业发展情况，或者为了其他目的，鼓吹“法务会计”在我国法制、教育、时间等领域都是空白，并意图填补这些空白，借以充当“创始人或先驱者”。本文介绍了我国司法会计专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情况，举出10多个例子对“法务会计”一词得抛出、滥用及危害情况进行了说明，目的是为了整合司法会计研究力量，也防止因此而导致的司法会计实践的混乱，并借以引起我国社科界对学术腐败后果的关注：学术将解决明天的问题，学术腐败了，中华民族的明天怎么办？　
　　　
　　
【关键词】法务会计 司法会计 司法会计鉴定 司法会计检查 司法鉴定 法庭科学 学术腐败 学术浮夸

　　学术界的浮夸风（有学者称“学术腐败现象”）已为众人所知，扎扎实实做学问的学者们对此深恶痛绝。这不仅败坏学风，也导致学术界鱼目混珠，与我国正在倡导的建立创新性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学术界在揭露这一不良风气时，通常都是以剽窃、抄袭的个案为例，笔者则通过学术领域滥用“法务会计”一词的事实，透视学术界的浮夸之风，并给一些被误导的同行们提出几点仅供斟酌的建议。

一、我国司法会计的发展简述

我国于1954年引进“会计核算与司法会计鉴定”大学课程，高教部将其列为法学专业选修课。后由司法部在制定法学专业课程体系时，将这一课程定名为“司法会计”。基于法学专业的教学需要，80年代的主要政法院校中有学者开始研究司法会计学，同时，由于检察机关在侦查贪污案件中涉及到司法会计鉴定，一些检察官也介入了该研究领域。

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带动了司法会计行业的形成和发展。1985年，检察机关开始配备专职人员开展司法会计鉴定工作，并由此启动了我国司法会计的行业建设。该行业的建设反过来又影响了学术界，有些会计专业学者也介入该学科研究。

经过二十余年学术界与实务界的互动，目前，我国司法会计事业已逐步走向快速发展阶段。

学术界：我国学者自主创立了“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体系，一些比较成熟的理论已经列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题库。教育界：90年代就已有多名司法会计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已有多所大学开设司法会计本科专业（方向），司法会计课程按照我国学者自主提出的分科理论分别设置。实务界：司法会计行业从无到有，不仅制定了一些制度和标准，专业人员的数量也已初具规模，主要分布在检察机关、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每年实施司法会计鉴定的案件有数万起，司法会计检查技术也已经普遍运用于各类诉讼案件。主管部门：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早在80年代就批准了“司法会计师”系列职称，即在会计师职称前冠以“司法”二字；1993年财政部、人事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还联合发文，就司法会计人员参与会计师职称考试作了特殊安排。

然而，上世纪末出现的“法务会计”一词，似乎否定了我国司法会计事业取得的上述成就。

二、文不对题的“法务会计”的抛出过程

“司法会计”一词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是指司法（诉讼）活动中与财务会计业务相关的活动。英美法系国家则称之为Forensic Accounting，即法庭会计，其意是为法庭提供与财务会计业务相关的服务。两者本质上属于同义词，因诉讼法律和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称谓。

日语中，将Forensic Accounting（法庭会计）翻译为“法????”或“法????士”。上世纪末有研究日本会计学（审计学）背景的知名学者发表文章时使用了这一称谓。之后这一称谓开始在我国会计学界流行，并引发“法务会计”研究热。

“法务会计”一词在会计学界的“流行”主要基于下列两个事件：

事件一：把国外司法会计学硕士课程体系表述成“法务会计”理论结构，形成我国没有“法务会计”理论的假象。司法会计学硕士课程体系中，除司法会计课程外，还需要开设会计本科教学中一般不包含的税收会计、债权债务理算、保险赔偿理算、海损事故理算、物价会计、基金会计等课程，以方便学生研习司法会计学专业课程。有学者却将这一课程体系“翻译”为“法务会计理论体系”，把司法会计排在了“法务会计理论构成”的最后一部分，导致一些会计学者、研究生们误认为“法务会计理论在我国仍然是空白”，盲目“跟进”，争先填补这一理论“空白”。事实上，我国已将司法会计学分为了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三个基本分支，在专业教学方面，除了开设这些司法会计学课程外，也开设会计学本科通常不设置的一些相关专业课程。国外的硕士课程体系对我国同专业硕士课程的设置会有借鉴意义，但如果把课程体系“翻译”为理论结构（或专业分类）显然就错位了。这一错位使得后来一些研究“法务会计”的学者误入歧途。

事件二：利用日语中的“法务会计”一词，来介绍英美法系国家法庭会计情况，这样一来，国内似乎又出现了“法务会计”教育、实践方面的“空白”。Forensic Accounting的准确翻译应当是法庭会计师（或司法会计师）。英美法系国家（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法庭会计师不免会站在执业角度介绍Forensic Accounting的定义和活动范围（包括诉讼支持和会计调查），这本来与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差异。然而，有学者“绕道日本”借来“法务会计”一词（并不介绍日本的“法务会计”），而嫁接取代“法庭会计”，一些学者误认为我国还没有这一事业，因而纷纷谏言，建议我国启动“法务会计”专业，建立法务会计制度、标准。但实际情况正如前文所述，我国不仅在教育、实践方面已有长足的发展，一些本领域制度、标准也早已显现雏形。从我国学术界高高的外语门槛看，我们不应该怀疑学者们的英语水平，但本来可以直接翻译（且符合英文原意）的名词，却硬是借助日语来翻译为不符合英文原意的名词，其原因实在令人费解，似乎与学术界近年来出国“找漏”的风气有关，但此类张冠李戴的文章却因“名人效应”而被后来涌出的几十篇“法务会计”文章所引用或抄袭。

笔者追踪“法务会计”的文字成果发现，一些使用“法务会计”一词的学者们，自己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我国司法会计事业的发展情况知之甚少，却都志在“填补我国的空白”。但我国司法会计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是：无论学科体系研究、实务理论研究，还是大学教育（含研究生教育）、司法实践都已有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真空”，因而学者们所谈“空白”也只能理解为闭门造车的结果。

笔者并不想对哪些人说三道四，所担心的只是社科界个别著名学者的所为，可能会凭空增添更多的“空白”，这不仅白白浪费了大量的研究资源，对学术界、教育界也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三、“法务会计研究”硕果累累的背后与代价

从著名学者发表“法务会计”文章至今8年的时间里，我国仅从刊物上发表的“法务会计”文章已近200篇，这还不算有关学术会议、学位论文以及专业书籍。仅从文章数量看，已经远远大于司法会计学前20年发表文章的总和，真可谓“硕果累累”。

笔者考察发现，这些文章中除少量介绍国外司法会计（法庭会计）理论、教育、实务情况或重复研究司法会计学理论外，大量的是抄袭或“移植”而成。已发表的文章内容多是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借用“法务会计”一词介绍或解释国外的“法庭会计”定义（为法庭服务或向法庭提供证据），并以此类定义、或国外硕士课程结构、或国外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为依据，推定有关“法务会计”的内容、目标、假定、原则、主体范围等；二是，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司法鉴定操作上的差异，寻找“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的异同；三是，呼吁我国建立“法务会计”制度、规则、教育体系以及发展“法务会计”行业。在如此狭小的“课题”范围内发表如此多的文章，何以能成功，昭然若揭。

笔者从亲身的阅历中，发现学术上的浮夸风对学术研究、教育等已造成令人吃惊的不良影响。这里仅从文不对题的“法务会计”研究及其代价中举出一些事例，希望能够引起社科学术界对浮夸风的进一步关注。

例1：“法务会计”文献所引用的英文名称均为forensic accounting，但该词无论是英语辞典还是英汉词典的解释，都是“为法庭服务（向法庭提供支持）的会计”——即“法庭会计”。这个名词，司法会计学界都熟悉。因该称谓与Judicial accounting（司法会计）同义，国内也有人直接翻译为“司法会计”。例如湖南大学司法会计学课程的英文名称就是forensic accounting。而一些学者们却硬是换一个日语名词来“填补我国理论、教育和实践的空白”，从社科研究角度讲这是十分荒唐的。当然，学术界确实有学者被称为“法务会计学创始人”或“先驱者”，这也许能对此类现象的产生原因作一注脚。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果不断惠及众多农民，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在广大的城中村及远郊乡村地区掀起了拆旧屋建新房的热潮。由于修建农村民房的工程量小、发价低廉，很难引起具有相应建筑施工资质、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人的获利欲望，加之房主（发包人）图“快、省、好”的念头贯穿于房屋兴建的始终，房主通常会找一些“乡土建筑师”即不具有建筑施工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人来建房。大量的农村民房建设项目往往伴随着提供劳务者（雇员）伤亡事故频发，导致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纠纷增多。笔者所在法院2009年受理此类案件18件，2010年增至26件，2011年又增至32件。此类案件诉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通常依据《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等相关法律来进行审理。由于农村民房建设项目的一些特殊性，承办法官对当事人之间相互关系认定上的不同见解和对相关法律条文理解上的见仁见智，使得相同类型案件的判决结果缺乏一致性与说服力，达不到辨明是非、定纷止争的目的与效果，也影响了农村的和谐稳定。

　　受量刑规范化启发，笔者认为通过对同类型案件事实中关键性要素进行提炼、考量，从而形成规范化裁判，是规范自由裁量权的理性选择和提升司法效率的有效途径。当然，对于关键性要素的提炼、甄别，需要广大审判人员通过一系列对话、协商而达成共识。笔者拟将通过本文浅析农村建房中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对合法合理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提出建议。

　　一、审判实践中的裁判状况

　　案例一：被告刘顺将自己位于城中村的一座彩钢瓦厂房工程承包给了被告周中华，周中华又将安装彩钢瓦大棚的工程转包给被告张力，张力遂在当地人力市场雇原告赵奇来工地从事焊工工作。周中华、张力均无建筑方面的资质及安全许可证明。在施工中，原告赵奇不慎从大棚顶坠落，致右跟骨粉碎骨折，损伤被鉴定为9级伤残，其起诉请求三被告连带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36816.73元。审理中，经核实原告赵奇实际损失为90464.33元。法院判决，该损失由房主即被告刘顺承担10%的责任，被告周中华（第一承包人）承担25%的责任，被告张力（分包人）承担45%的责任，原告赵奇自行承担20%的责任。

　　案例二：2007年3月20日，被告张素英家因检修房屋，雇佣了原告杨大发等几位村民，因自家木梯存在安全隐患，张素英告知雇员后借来邻居黄峰家的木梯。施工过程中，为方便房前房后上下房，原告杨大发等几名雇工在使用被告张素英借来的木梯的同时，也使用被告家的木梯。3月21日，原告杨大发将被告张素英家的木梯搭在房前，见工友上梯没出问题，自己也从该木梯上房，爬至房檐口时，木梯断裂，原告杨大发摔伤，被诊断为：腰椎体压缩性爆裂骨折，九级伤残。后杨大发诉至法院，请求被告张素英赔偿各项损失合计67037.31元。法院判决对于原告杨大发之损失由被告张素英承担80%的责任，原告杨大发自行承担20％的责任。

　　案例三：2007年3月3日、3月23日，被告陈竹鸣分别与被告程东、程鹏（系同胞兄弟关系）签订建房合同，约定由陈竹鸣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为程东、程鹏建盖两家相邻的私人住房，其中程东家工程量为主体、内外粉刷、贴墙砖、水电安装，完工后“扫地坐屋”；程鹏家工程量为主体。施工中，在工地从事砌墙工作的刘光荣邀约原告王培到工地砌墙。2007年5月1日上午，刘光荣和原告王培砌好两家楼顶共用的隔墙后，原告王培在砌程鹏家楼顶天井边墙时，共用隔墙倒塌将原告王培推倒摔落在程鹏家一楼院中，伤情经诊断为第一腰椎爆裂骨折并全瘫、双侧胸腔积液、双肾挫伤、多发肋骨骨折，二级伤残。原告王培起诉要求三被告赔偿其各项损失合计334421.2元。法院判决被告陈竹鸣、程东、程鹏连带赔偿原告王培经济损失334421.2元。原告王培不承担责任。

　　 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的法律规定

　　 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纠纷的原来案由为雇员受害赔偿纠纷，具体是指提供劳务者（雇员）在从事接受劳务者（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中遭受到人身伤害而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纠纷是以是否存在劳务关系为前提。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的承担主体分为积极主体和消极主体。积极主体包括接受劳务者（雇主）、具有选任过错的房主（发包人）和具有过错的第三人。消极主体指具有过错应当分担责任的提供劳务者（雇员）自己。

　　（一）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的积极主体

　　1、接受劳务者（雇主）责任主体的确定

　　《解释》第11条第1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法律规范上看，接受劳务者（雇主）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承担的首要主体。实际中，农村建房的承包人（雇主）的承包价格常常与希望廉价建房的发包人（房主）的发包价格形成“纳什均衡”，达成协议，承包人又通常以节省具有相应建筑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的花费来提升利润空间。因此，接受劳务者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的必然主体。

　　2、房主责任主体的确定

　　在农村建房中，房主通常会以廉价和“乡土建筑师”达成建房协议，共享合作利益。虽然发包的方式有包工包料和包工不包料两种，但房主更青睐采用包工不包料，因为房主自己包料不仅省钱而且对料的质量有所了解。实践中，房主在保证房屋质量的情况下以便宜价格将建房工程发包出去，还会出现将房屋四壁的修建和楼板的加盖分包出去的情况。《解释》第11条第3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房主应与“乡土建筑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第三人责任主体的确定

　　《解释》第11条第2款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从法律规范上看，提供劳务者（雇员）因第三人致害后有权选择向接受劳务者（雇主）或第三人主张赔偿请求，第三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而接受劳务者（雇主）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由于过错责任的成立要件多于无过错责任的成立要件，提供劳务者（雇员)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举证难度明显要大。现实中，提供劳务者（雇员）大多是接受劳务者（雇主）的熟人，至少是曾经友好合作过的，对接受劳务者（雇主）的信息了解程度较之第三人更为充分，接受劳务者（雇主）的赔偿能力也通常比第三人更强大或者更明确，提供劳务者（雇员）为降低诉讼风险、尽快得到赔偿，通常只起诉接受劳务者（雇主）和房主，第三人并不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纠纷的必要共同被告，通常不会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可以说，尽管第三人是提供劳务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积极主体，但通常不会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纠纷中承担责任，第三人赔偿责任的实现往往是雇主追偿的结果。

　　（二）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的消极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解释》第11条所规定的雇员受害责任，采用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即只要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无需问雇员是否存在过错。但《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27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第35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者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规定提供劳务者受害的归责原则适用过错责任。在审判实践中，从衡平利益矛盾角度出发，大部分采用《侵权责任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因此，在提供劳务者对自身受害的发生有过错或者故意时，自行承担与自己过错相当的损失或者自行完全承担受害损失，相对于接受劳务者（雇主）、房主和第三人的赔偿责任而言，提供劳务者（雇员）是对自己受害赔偿责任承担的消极主体。

　　三、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份额

　　分析提供劳务者受害的责任，实际是因房主过错、接受劳务者（雇主）过错、甚至提供劳务者（雇员)过错共同形成的过错责任束。人民法院在确定受害赔偿主体的责任份额时应当分别考虑各自的过错程度。

　　（一）房主的过错表现及承担份额。

　　 1、房主与没有相应建筑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接受劳务者（雇主）达成建房承包合同，应当对自己的选任过错承担一般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赔偿份额。

　　 2、房主在将民房修建工程发包给没有相应建筑资质、安全生产条件的接受劳务者（雇主）后，没有尽到安全维护和监管的合理义务。现实中，房主通常会提出自己将安全维护和监管义务委任给接受劳务者（雇主），并与其达成内容诸如“如出现安全事故，房主一概不负责任，由承包方承担所有责任”的免责条款。根据《合同法》第53条第1款之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可知该抗辩事由无效。当提供劳务者（雇员）受害后，可以推定房主没有尽到自己的安全注意义务，房主应当对自己的安全注意过错承担赔偿份额的百分之十。当然，房主可以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但雇主或雇员不理睬或者过于自信而致损害发生，可以将此百分之十份额划归雇主或雇员承担。

　　 3、房主将房屋四壁的修建和房屋楼板的加盖分包给没有建筑施工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接受劳务者（雇主），分包出去的客观证据在于房主向两个承包人分别给付费用。若一方劳务提供者（雇员）因另一方劳务提供者（雇员）的过错发生受害，房主应当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份额。

　　4、房主是否实际支配了劳务提供者（雇员）。由于修建农村民房所要求的技术含量不高，房主通常为了满足自己要求临时向施工方提出修改意见，房主相对于施工方来讲并不懂得多少建筑知识，因此，房主的修改意见应当由施工方合理考虑后决定实施与否。在农村建房过程中，接受劳务者（雇主）并不随时在场，房主如果未经接受劳务者（雇主）同意而要求提供劳务者（雇员）临时改变施工方案，若改变施工方案是造成提供劳务者（雇员）受害发生的直接原因，那么，房主应当对自身的指示过错承担百分之三十或者百分之四十的赔偿份额。